這是一個不需要迎接的網民時代，一個顛覆或者說是完善的時刻。在此之前，我們所生存的，是一個“偉人”歷史觀的社會。提出這一理論的蘇格蘭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這樣說道：“世界歷史只不過是偉人的自傳。”他認為，少數英雄、權力人士和名人塑造了我們的集體命運。這一理論因為網絡而得以改變。

7月16日，CNNIC(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2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網民規模已達3.38億，普及率達到25.5%。

一個超過3億人的群體，不再虛擬。而作為他們存在的方式，則是他們的表達。從林嘉祥到周久耕，以及石首事件，杭州飆車案，29歲市長等，3億多網民每一點唾沫星，都可以是澎湃巨浪；每一聲輕輕的嘆息，就可以是慷慨悲歌；每一次不經意的鼠標輕擊，就可以是一次空前的圍觀事件。CNNIC的調查明白地回答了這一點：有81.7%的網民表示上網以后，比以前更關注社會事件。其中更有56%的網民經常在網上發表意見。而且事實上，有的時候，他們的表達已不僅僅局限于網絡。他們也從屏幕上走出來，散步于街頭，或者沖向了“家樂福”。

此次CNNIC調查顯示的另一個信息，是網絡表達更加草根化的特征。深入分析發現：年齡越高，學歷越高，收入越高，在網上發表意見的比例越低；從職業身份分析，中小學生比大學生在網上發表意見的比例更高，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產業服務業工人比企業公司管理者發表意見的比例更高。顯而易見的是，他們是邊緣的，非主流的。或許是因為他們某種主流話語權的缺乏，所以才更加渴望表達。或許是因為他們找不到自己的代言人，所以才找到了網絡表達。

“互聯網之前，人們涌向街頭；互聯網之后，人們涌向網絡。”這是由3億網民構成的廣場政治及公共空間。一個人數巨大而又渴望表達的人群，以不可抹滅的方式，堅硬且廣泛地出現在社會的深處，并深信自己開始擁有了一種“獲取權力”的方式。“這是多數人從少數人那里奪得權力，互相無償地幫助，同時也改變了世界改變的方式。”自從“網民”成為年度人物榮登2006年度美國時代周刊雜志的封面，它在近年變得愈來愈毫無疑問，風生水起，并且讓你不得不承認，一個網民時代的來臨。

網絡表達，因此成為一個社會群體自我權利實現的方式。毫無疑問的是，網民是公民的一種昵稱，網絡表達亦正是十七大提出公民“四權”(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之一部分。但除此之外，一個不容置辯的網民時代，并不注定一切都唾手可得，一切都光榮在握。不能不看到，僅僅通過網絡嘯聚，并不能拾回失落已久的權利。同樣不能不看到，為數3億的網民，仍只是勒龐所說的一群“烏合之眾”，而網絡愈發達，網絡叢林社會的特征也愈明顯。

公民并非一旦姓“網”，就具有天然的權利屬性。河南青年王帥所遭遇的“跨省追捕”，一些地方頻發的“誹謗案”，“綠壩”風波等，都表明網民表達權依然存在難以突圍的困境。與此同時，盡管“幸好還有這樣一種網絡民意得以表達”，但當更多的人以鍵盤為武器，群情激昂地參與到公共事件中來，也加劇著社會的叢林化。這意味著，網絡不是公民權利的神話，網絡社會也不再是虛擬的江湖。網絡上的中國，需要由廣場政治向公民社會的深刻轉型。

一種迫切的表達，不僅需要充分的權利予以呼應，也需要法治與理性來悉心呵護。當“互聯網上沒人知道你是一條狗”的時代已經過去，3億之眾的網民已然變得如此不容輕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