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管得太多了嗎？顯然沒有。按媒體的使命來說，“媒體是社會的捍衛者，是熱情維護自己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這不是我的杜撰，而是馬克思的教導。

既如此，中央媒體監督橫山縣涉嫌權力濫用，對“官煤勾結”予以揭露，怎能說“管得太多”呢？但站在蘇書記的角度看，記者卻分明管了不該管的事。因為在他管轄的一畝三分地上，根本不歡迎什么監督，給他臉上“抹黑”。在他看來，監督就是對其權力的冒犯。

蘇書記有此表現不是無來由的。眾所周知，在當下，縣委書記的權力很是不小，但所受到的監督卻不能與其權力相對應———當地有關部門不敢監督，而上級部門又離得遠，力不從心……于是，某些縣委書記飛揚跋扈，為所欲為———權力缺管教，必然無法形成主動接受輿論監督的習慣，必然缺乏坦然面對媒體的教養。

一個理性的社會從來不會嫌記者管得多，因為只有記者積極履行輿論監督職責，強勢者才能得到有效制衡。嫌記者“管太多”的地方官員，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驗證出理性的缺失、戾氣的增長。

與溫家寶總理“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更有效地監督政府”的表態相比，一些地方官員非但不“創造條件”，反而給輿論監督設置重重障礙，甚至打擊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