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一個殺人犯為“弱者”，也許是犯忌的。那么，把弱者的稱呼限定在方勇2006年7月出獄以后，到2009年7月9日行兇之前。

　　方勇曾是湖北房縣沙河鄉財政所工作人員，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緩。2006年7月出獄后靠低保和賣菜為生，除了賣菜，他的精力都用來上訪，要求恢復公職。三年上訪無望后，他殺害了房縣信訪局局長呂世品的女兒呂納，他自己自殺于鳳凰山上。方勇的報復，把一個群體的生存現狀推到我們面前。

　　在以往很多關于上訪事件的新聞中，信訪干部總是扮演壓制上訪的角色，社會觀感常常是負面的。信訪局局長女兒的遇害，讓我們多了一個觀察問題的角度。

　　按規定方勇是不能恢復公職的，這不能怪誰。但是，不等于方勇不需要別的援助。

　　報道這樣寫——他沒有父母、妻兒，和哥嫂生活在一起。他很少和外人打交道。方勇最大的擔心是生活。他每月有150元的低保。平時幫哥哥賣點菜，每天能賺10塊錢就算不錯。他怕跟著哥嫂不能長久，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咋過呀”——從中可以知道，他為什么要求恢復公職。

　　三年上訪，三年與信訪干部打交道，三年被拒絕，很自然地，他把怨氣、仇恨全部集中在了信訪工作者身上。如果有其他部門關心他一下，幫他找點事做，時不時有掙錢的機會，也許能分散他的注意力？也許他就不那么獨獨執著于恢復公職這一件事？也許他對信訪干部的仇視心理就不會持續地積累？

　　在現行體制下，信訪部門有沒有援助、幫助上訪者的職責和權限？如果他們為此而求助于其他部門，能否獲得配合與支持呢？突然想起“制度創新”這個詞來——現在才切實感到，“制度創新”太重要了，重要到可以救命！

　　報道說，信訪局在當地被稱為“踮著腳走路的部門”；在呂世品看來，信訪局是在夾縫中生存的部門。對上來說，是組織和縣政府的把關員；對下來說，面對的是弱勢群眾，一句話不能說錯，“現在人民的訴求越來越復雜化”。呂世品說，信訪只能是協調和交辦的職能，“沒有權力去解決”。

　　信訪的主要工作方式就是“接待”，何為接待？就是聽和說，聽對方訴苦，然后勸說對方——手段如此單一，解決問題，甚至緩解問題的效果如何，可想而知。現在，我們終于懂得，呂世品為什么會說：“我早就知道，血案遲早會發生，只是誰第一個發生的問題”。

　　切切實實地想點辦法，為信訪干部解困——也是為社會解困，是時候了。（戎國強）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