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理，是要付出成本的。

河南農民張海超，從事破碎、開壓力機等有害工種工作3年多后，因懷疑在工廠得了“塵肺病”，奔波于鄭州、北京多家醫院反復求證，而職業病法定診斷機構——鄭州市職業病防治所給出的專業診斷結果，引起他的強烈質疑。在多方求助無門后，6月22日張海超被逼要求“開胸驗肺”，以此證明自己確實患上了“塵肺病”。

“不是我不講道理”，在與媒體的訪談中，張海超如是說。從得知自己患上嚴重的職業病開始艱辛的維權之路，張海超的目的不過是要講清道理，討個說法。我想，在最開始的時候，他肯定沒有想到，一個個體要跟一個體制講清楚道理，是要“掏心挖肺”，是要以冒著喪命的風險為代價的。

講道理為什么這么難？在張海超的例子中，最明顯的，是現行的職業病防治法規的一些弊端造成了制度性障礙：當地職業病防治所專權獨攬，缺乏必要的監督和約束；按要求必須提供的工作單位開具的工作經歷證明，其難度更無異于與虎謀皮。這些障礙，不是張海超憑一己之力可以跨越的。即便是現在，有了輿論的助力，要改革法律的紕漏，改變政府行政的積習，也絕非易事。

除了法律、行政等方面具體的原因，我覺得，張海超的根本難處在于：要跟誰講道理？作為個體，他要跟誰講清楚道理？無論是以前的工作單位，還是職業病防治所，與作為個體的張海超相比，這些“單位”所擁有的經濟資本、政治資本、法律資本、社會資本都是張海超無可比擬的。除了擁有未被證明的真相和業已病殘的身體，張海超憑什么跟它們講道理，討說法？

有人說張海超開胸驗肺是一個極端的事件。我不能同意。如果不比較以往發生的類似的，甚至更極端的事件，僅就張海超事件本身而言，從張海超開始奔波于鄭州、北京等地體檢，開始上訪，一直到開胸驗肺，一個人體做了他在面對比他強大無數的體制時所能做的“合法”、合理的抗爭。至于最后的一步，看是極端，如果放在整個過程中，實在是他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除了身體，他還有什么可以憑借？與其說是極端，不如說是令人絕望。

這不是張海超一個人所面對的困境。而是每一個存在權益被侵害可能的個體在面對體制性的力量時所要面對的困境。如果放在“個體——社會——國家”的框架里看，這一困境的出現和惡化，主要是源于社會的缺失。現在的中國，個人的權利意識已經覺醒，加之所謂“社會轉型”帶來的利益分化和緊張，導致大量的利益沖突事件。而在社會缺失的情況下，利益沖突就會呈現為“個體——國家”直接對抗的格局。個體一旦出現利益訴求，馬上想到的就是找政府。古時候是“四下河南”擊鼓鳴冤，現在則是上訪。老百姓“講道理”的渠道并沒有什么本質的改變。

當然，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輿論監督的力量非同以往。但就像張海超事件一樣，輿論的壓力往往只出現在慘劇發生之后。如果在張海超申訴的過程中，有真正的工會可以借助，有法律援助組織可以介入，張海超也許不會走到開胸驗肺的絕地；再如果，他所在的工廠若有工人社團能夠與資方就工作環境、工資等問題談判；在國家制定職業病等法律的時候若有代表工人利益的社團參與，可能就不會出現這么多的利益爭端，更不會出現這么令人絕望的“講道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