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為法院系統所著意推行的“刑事和解”正在加速進入司法實踐。如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就正式出臺了刑事和解制度，即對情節輕微的侵犯個人權益刑事案件，只要被告人和被害人達成諒解，法院在量刑時將對被告人從輕處罰或免予處罰。根據該制度，北京一中院對一起故意傷害案做了改判，被告人因積極賠償受害人1萬元并得到了被害人的諒解，一審判決的1年零4個月有期徒刑被改判為免予刑事處罰。

近日發生的幾起影響性訴訟也有“刑事和解”的影子。備受公眾關注的杭州“5·7”交通肇事案中，被告人胡斌一審被判有期徒刑3年，法院給出的判決依據中有這樣一條，“鑒于被告人認罪態度較好，并且向死者家屬進行了賠償。”據此前媒體報道，胡斌家屬“自愿”向被害人親屬賠償的數額高達113.01萬元。

而成都的孫偉銘顯然就沒有胡斌的好運了。因無證、醉酒駕車造成4人死亡、1人重傷，成都中院認定孫偉銘“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且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故一審判處死刑。或許正是受到了杭州車案一審結果的啟發，孫偉銘的家屬于26日上午主動約見受害者家屬，協商賠償問題。他希望能以此取得對方的“諒解”，從而對二審結果有所幫助。(7月27日《京華時報》)

不管法院對“刑事和解”制度如何解釋，“賠錢輕判”的結果是否定不了的。庭審前賠了錢，被告人的刑責就變輕了，這在法理上無法自圓其說。司法追究的是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而被告人的刑事責任建立在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之上。賠錢多為被告人家屬的行為，而且是在被告人實施了犯罪行為之后才發生的。賠償本身并不能改變犯罪行為的性質，當然也不能改變犯罪行為應受的刑責。如果因被告人家屬的賠償工作做得好，被告人就可得到輕判，那豈不意味著家庭背景也成了刑事責任輕重的標準之一？孫偉銘之罪雖然性質惡劣，但罪不至死，若只是因為他的家屬在刑案庭審前沒有對被害人家屬做好賠償工作，而被法院加重了刑罰，那可真是金錢司法的又一例證。

在法律上，賠償協議屬于民事范疇，當事人也只能依據其民事權利進行司法處置，或者接受，或者拒絕并提起訴訟。之所以要規定“先刑后民”的原則，就是為了防止若民事賠償發生在刑案庭審之前，會影響刑案的公正處理。如美國刑事程序法上對被告人在庭審之前接觸被害人就有諸多約束，如果被害人因接受了被告人的賠償而改變原來的證詞，不僅被告人會被追訴“妨礙作證罪”，被害人也將被控以“偽證罪”。中國的現行法律中對于庭審前的賠償固然沒有這些嚴苛的規定，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制度設計正是為被害人及其家屬向被告人尋求司法救濟而準備的。筆者反對“刑事和解”，并不反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賠償和解，只是，筆者認為，這種賠償和解必須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則，不能提前到刑案庭審之前。至于實踐中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執行率非常低，這正是法院的失職，需要法院去完善執行措施，而不是反過來要把刑案中“已坐牢就不賠”的潛規則強加到被害人頭上，逼迫被害人選擇在刑案庭審之前就把賠償拿到手。

“刑事和解”是否可行，不在于它能否實現息訟止爭，維護穩定，而在于它是否能實現刑事司法所追求的社會公平與正義。我們倡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貧富差距日益加大的現實之下，家庭經濟狀況的差異很容易成為影響“刑事和解”的最重要因素。制度的推行者必須思考：這種法律適用上的不平等，到底是能夠收獲“和諧”，還是會進一步加劇社會的裂痕？(作者為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