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高考的“政審門”下，我們看到兩名河北同齡女生經歷了兩種截然相反的命運安排：馮艷在最后關頭擠過政審關，而扈佳佳卻被當地公安部門“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拒之政審門外、最終無緣軍校。在這樣的大悲大喜之后，高考政審制度本身也到了需要用現代眼光予以嚴格審核的時候。

　　首先，看其合理性。在任何一個社會里，從事軍人和警察職業都需要一定條件的審核，但在現代法治社會，這類審核的重點只能是申請人本人，其家庭背景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次要因素。而在扈佳佳一案中我們看到，僅僅由于其父母受過治安拘留，就將一個尚未踏入社會的學生拒于軍校之外，其合理性顯然值得懷疑。

　　與此同時，高考政審由于其政策制定的粗糙和執法的隨意，也為其埋下了合法性危機的種子。

　　其一，作為一個影響公民享受教育權的規定，究竟哪個級別的立法機關有權立法？教育部、各院校還是軍隊、警察部門？這恐怕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高等教育法的立法主體，即全國人大常委會，必須對于高教招生活動進行審查。基于高等教育法第九條明確宣告的“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應該理解為公民平等享有入學權的法律基礎。任何對于這項權利的實質性限制規定，都至少應由同一授權或者確權立法主體予以制定和審查監督。遺憾的是，高考政審缺乏這一合法性基礎。

　　其二，政審的操作方式存在“有罪推定”的痕跡。一般的資格審核與背景調查，現代通行的辦法是，先由申請人本著“全面、客觀、真實”原則主動報告；在沒有相反證明的情況下，申請人的報告應當得到優先尊重和信任。不過，為了查核，同時也需要由申請人書面授權接受申請的單位向有關方面了解信息、核實甄別。也就是說，主張申請人不合格的舉證責任在于接受申請的一方。而當前的高考政審，恰恰反其道而行之。申請人不僅僅要主動證明自己符合要求，沒有不合格的事項，甚至還要親自到派出所取得一份品格證明。可見，通過舉證責任倒置到申請人一方的操作方式，政審就變質為對于一切申請人的“政治品德質疑”的“有罪推定”制度。更為無奈的是，當一個人的政治清白取決于第三方的書面憑據方可澄清的同時，這個人一生的命運也就操之于他人之手了。（王鋼懿）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