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瀏陽的鎘污染，現在被標稱為“事件”，鬧大了。不鬧大沒人拿你當回事，已是權益受損害者的基本經驗。幾百人覺得不舒服，死幾號人，算個什么呢，“心因性”而已，自己疑神疑鬼，不直接說你“自作孽，不可活”，很客氣了。

上千人圍堵鎮政府、鎮派出所，這才是領導上擔憂的大事，雖然你依然“不明真相”，傻到輕易被極少數人“煽動”，“帶頭大哥”也要冒被秋后算賬的風險，但你自己覺得是個事兒的那個事總算能被附帶著解決些許。問責是照例的，關愛干部的優良傳統不會因此丟掉，培養一個干部多不容易，“停職不停工嘛”，過幾天再官復原職，暗渡陳倉異地升遷，辦法總比困難多，此時受點委屈當當替罪羊，會有人看在眼里記在心上。

瀏陽鎘污染演變成上千人游行，圍堵地方權力機構，毫不令人吃驚是長期隱瞞污染真相，不能及時公正處理受損者訴求的結果。長沙湘和化工廠2003年開始生產，2004年未經審批建設煉銦生產線。之后不久當地村民便出現不適癥狀，被檢測為體內鎘超標，今年先后有兩人因此死亡?？墒沁@個廠直到今年4月才被迫停產，期間村民多有反映，相關部門如何答復不得而知，結果是村民并不滿意。我不知道調查一個廠是否排污需要幾年，也不知道5年鎘中毒(或者用科學的說法鎘超標)在人體內是否有累積的過程，反正這些時間是的的確確一分一秒在流逝，對被污染村民絕不可能有“彈指一揮間”的詩化審美愜意。

安徽白宮書記張治安被公訴后，阜陽當地有官員總結經驗，大意是張治安做得太絕，如果不是喪心病狂欲致人于死地，何至鋃鐺入獄。這話有“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醒世意味，對瀏陽以及許多因欺瞞打壓不作為而釀成的群體性事件，統統適用。如果及時公開信息，如果及時作為對民眾權益負責，怎會被群體事件搞得倉皇狼狽，弄到臭名遠揚烏紗不保，說不定還成為正面典型被津津樂道。

這樣來推理，那些慣于欺瞞打壓的地方官員簡單愚不可及，讓人懷疑智商與官帽之間的比例關系。我卻懷疑他們這樣做恰恰是因為對現實的聰明洞察，并非蠢到不知“今夕是何年”。公權力是一種責任，從理論來源來講當然是對所轄民眾負責，但從現實權力結構來看，官員是上級任命的，只需對上負責即可。

欺瞞打壓終致事情鬧大，上級當然不高興，摘掉官帽仁途灰暗是大有可能的。但一個地方鬧到全國聞名的事件，與這個地方權利被損害的數量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的概率。如今的信息環境在改變，欺瞞難度加大，可也不能夸大這種力量，以為它神通廣大到能夠觀照所有的不公和侵害。相反，倘若一個地方官員每個問題都公開，怎么可能讓上級相信這個地方治理有方，像給上級的報告里描述的那樣仿如人間天堂。兩相比較，欺瞞與公開，哪個劃算，哪個保險系數更高，甚至不用判斷罷。

對地方社會問題設法隱瞞，是現實理性，也是歷史慣性。羅茲曼主編的《中國的現代化》指出，大清朝的時候就是如此，對上負責的權力結構必然使大多數地方官員做出如此選擇。并且欺瞞和打壓基本是結義兄弟，焦不離孟，孟不離焦。民眾從中得到的經驗，就是夸大事情本身的影響，把事鬧大。

向下負責的權力產生機制和結構則不同，政治壓力實實在在來自地方民眾，你在一個地方治理如何以及如何治理，他們會有判斷，不行就不給你票，你需要把每個人都當回事兒。壓力在哪兒，眼光就盯著哪兒，事情就是如此。離開這樣的現實，你笑他太蠢，人家還覺得你很傻很天真。(作者為本報評論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