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新成被雙規所激起的底層同情，再一次將國民性問題清楚地呈現出來，那就是我們這個社會說到底，仍然還是一個以情為上的社會。雖然，法治和制度之治早已經掛在了人們的嘴邊，并被用來臧否社會，但這種臧否，卻基本上是指向與己無關的陌生人的，而一旦被法律和制度所規治者是自己的親人、熟人或者與己有恩之人，評價的標準立馬會變。此時，所謂公，所謂法，似乎就要讓位于熟人社會的評價標準了。如此人在涉及私人交往領域的品性與規范，是否懂得人情事故，是否豪爽和哥們，是否有大丈夫氣，就將成為最為主要的衡量標準。

穆新成之類，因為在這些方面很夠格，就似乎是“民憤極小，官憤極大”，還有人抱屈，他太過張揚，辦好事辦壞了，把這個錢拿到賭場全輸了，誰會說個啥？反正這樣的人就是好人了，無非運氣不佳罷了。所以，一般情況下，除非因利益上起了糾葛，我們其實是很少會聽說有哪個貪官是被朋友檢舉的，并非不知，而是因為他之所為，于我無干。

在現代性不斷成長的過程中，國人的人情秩序觀始終得以保存，且繼續發揮效用，自有復雜原因，但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是：公共規治對于社會及私人生活的深層次影響，并沒有被完全建立起來，乃至于公共精神在很多場合，仍舊是一個與私人生活相隔的外部之物，可以用來要求別人，卻不會要求自己和朋友。

幾十年來，國家為確立以法治為核心的公共規治付出了艱辛努力，卻為何收效不顯？一個重要原因，其實是權力者也同樣生活在這種缺乏公共精神，以私人朋友圈子為要件的醬缸文化之中。這樣一來，若干的制度和文化努力，一旦進入到熟人社會的圈子，便大打折扣，也因此，連權力本身也可能被私化。試想一下，當公權都難以完全避免私化時，你又讓老百姓做何感受、并做何回應呢？因此，我們便常常會看到有兩種社會心理同時存在并相互強化：有可能夠得著權力者，便追逐權力，以便有朝一日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君不見如今公務員招考競爭之激烈，早已經超過了考博；而夠不著權力者，則對其敬而遠之，帝力于我何干哉？不過是得用且用的實用功利之物罷了。

由此，人與人的交往和評價，仍舊通行的是私域的規則，這其中，自然也就包含了各種江湖精神與江湖規則。

由此可見，要徹底改變國人的情法不辨，甚至以情當頭，真正樹立起以法律和制度為核心的公共規治精神，還任重道遠。這其中，最為主要的影響因素恐怕還不是制度條文的制定，而是一些肩負著公權力的為官者的言傳身教，即他們究竟是否能將公共和法治精神落實到自己身上。無疑，這將最終決定老百姓會以一種什么樣的文化心態來看待法治和制度的權威性。如果貪污與濫權甚至已經不再能夠激起全社會的審丑疲勞，那么，情字當頭也就仍舊會主宰民間評價，從而在根本上阻礙著法治社會的形成。相應，如穆新成這樣的官，也仍舊會被一部分老百姓視為好人，或至少是不那么壞的人，而付出其相應的同情。

一句話，文化影響行為，行為改造文化，國民性原來也是被塑造出來的，把全部責任都推到文化身上，其實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態度。(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