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文學在經過30多年急速發展和“向內轉”后，國內一批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又開始意識到“文學與文學研究的公共性”問題的重要性。名稱雖然換了，但我的理解，依然是強調作家和批評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

　　這個主題其實古今中外都不乏其聲。中國的“文以載道”、“興、觀、群、怨”、“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以及“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是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西方的“寓教于樂”以及后來衍生的審美娛樂、社會干預、政治宣傳、道德教化、思想啟迪、心理平衡等，無不是重視文學的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

　　然而，文學發展到今天，大眾消費文化風起云涌，價值觀念多元共存，文學創作日趨邊緣化，不少作家放棄人文立場，迎合世俗生活趣味，喪失了文學應有的精神格調。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文學面臨的是社會承擔與藝術追求之間的二元選擇，那么今天，市場的加入無疑使文學的處境更加復雜，文學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多種力量的角逐。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回到文學自身”的探索，在喧囂浮躁的大眾寫作之后，當文學體驗著“不可承受之輕”時，重新呼喚文學的社會擔當和藝術堅守，不僅有著迫切的現實意義，而且也有著更加長遠的歷史意義。

　　首先，文學應當承擔起反映社會生活和時代巨變的現實使命。毋庸諱言，我們的時代正在經歷著有史以來最深刻的歷史悸動和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穿越過五千年歷史隧道的古老中國，奮斗探索了60年的新中國和在改革開放大道上奮然前行了30多年的偉大人民，都重新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上。面對這一“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我們的作家和我們的文學是應當而且有能力有責任摹寫和反映這一偉大實踐的。生活就像一個浩淼無涯、變幻萬端的海洋，這里是歷史與未來的銜接，有漠野與都市并存，亦有心靈與實際碰撞，暖流與寒流交鋒……從總體上說，文學應該并且能夠擔負起多角度、多層次、多色調地反映這種現實生活的責任，否則，文學將是單調而蒼白的。它接受了生活的厚贈，也給生活以報答。文學與生活都在這種壯觀的精神噴涌中汲取了對方的詩情。

　　其次，文學應當引領人們更高尚更高雅的精神生活。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精神生活單調，娛樂方式單一，無法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生活的話，那么在互聯網日漸成為家庭消費的今天，情況就復雜多了，各種音樂﹑影視作品、電子游戲“亂花漸欲迷人眼”，在這樣價值多元、利益多元、精神生活多元、娛樂方式多元的情勢下，去精英化雖然給大眾參與文學創作提供了可能性，卻不能保證這種參與的質量，一些文學作品也在利益的誘惑下，淪為快餐文化的一部分，而真正關注時代命運并且引起強烈反響的作品寥若晨星。在這種情況下，文學更應該發揮它的傳統優勢，振動它高潔的翅膀引領人們的精神世界。

　　再次，文學應當在呼喚社會正義、公平、人文關懷方面起導向作用。隨著改革的深入，體制在轉變，利益格局在調整，東中西部之間、城鄉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發展差別大。人們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格局，一時的心理失衡亦在所難免。在此情勢下，文學作為調節大眾心理的精神產品對撫慰人們的精神世界有著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歷史上，在中華民族經歷磨難的關鍵時刻，我們的作家和文學總是站在時代前沿，站在人民中間。民族危難讓作家和詩人迸發出創作的激情，那些深沉厚重的作品將承載著整個民族的意志與希望，成為歷史最好的見證，成為告慰逝者、激勵生者最好的方式，在我們的歷史上留下絢麗的一筆。

　　當其時也，我們的作家更應當站在人民的立場，真正優秀的文學，應該是所處時代人民大眾的代言人，他的聲音應該是時代和人民的呼聲。19世紀俄國文藝評論家杜波羅留波夫說過：“公眾要藝術家喊出他們自己現實要喊的聲音。”

　　文學意味著擔當與責任，因為擔當與責任，偉大的作品能夠經久不衰，歷久彌新。時代是文學的催化劑，偉大的文學，在急劇變動的時代和世界面前往往表現出雄渾博大的整合的力量。偉大的文學，那些在眾多苦難的時代使人類的精神前行的文學，必定面對生活、歷史和命運中真實的難題，承擔起接受時代精神挑戰的重荷。（陳樹義）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