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青年王清因為要求政府部門公布“三公消費”，竟被一些部門認為是“間諜”來刺探“情報”，甚至人身安全也曾受威脅。三公消費是指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款出國，這些信息，本來就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列范圍之內，理應主動公開。如果讓公民千辛萬苦去索要，政府顯然已經失職。

三公消費的款項皆系公民所納之稅款，政府系由公民養活的服務機構，這筆錢如何花的，當然必須讓公民知道——以上是法理上的說法。不過呢，在咱們這兒，說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如果萬事都依照法律，恐怕也不會是目前這個樣子。也就是說，咱們這兒的行事邏輯其實是另外一種。

以前在公民對三公消費還沒有直觀感受之時，錢怎么花從來想不起去問一下。如今權利意識覺醒，當然要問個究竟。但地方政府此前作威作福慣了，這種事兒反正老百姓也不知道，就往死了花。比如上面要限號行駛，那我就再買一輛車，反正都是國庫出錢。如今老百姓一問，他們才意識到這樣花錢是個十分羞恥的事兒，當然不好意思公布。

當然，對于這種讓政府難堪和不爽的人，歷來就是被貼上“刁民”標簽的。這種人，立刻會被劃入階級敵人序列，從不會以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而是以敵我矛盾處理。被扣上“間諜”的帽子，幾乎理所當然順理成章。不過這種做法也忒低級了一些。一些地方領導，聽說上面抓了幾個什么間諜，又受了《潛伏》這種黃金肥皂劇的影響，也來躍躍欲試。

中國的政治傳統，向來就有上行下效之說。很可能中央的一些決策和講話，到了地方和基層，就成為活學活用的教材，從金字塔尖開始直到塔基，變成一個模樣。這還不算完，在此過程中，高層的意志和主張被一層層放大，相反，底層的意見卻被一層層壓制。假如上級出現錯誤，下級又“創造性發揮”，錯誤只能越來越大，底層意見被層層封鎖，高層反而不容易獲得真實信息。

在河南這個事件中，地方官員對于法律的漠視令人發中指，只能假設有兩種可能。首先，這些官員根本沒看過《信息公開條例》，這樣非常令人心寒，因為官員不僅不懂法，還刁難懂法的群眾。其次，假設他看過這部法律，但絲毫沒有任何愿意遵守該法的意圖，那就更令人心寒，有法不依，保護公民權利勢必是一句空話。

地方政府不僅習慣了權力中心的位置，長久以來，還努力維持信息中心與真理中心的位置。所有的信息，它在分辨之后才決定哪些可以讓百姓知道哪些不可以。但是如今的形勢不一樣了，政府作為人民委托的服務機構，在政府治理方式需要現代化的今天，已經不能繼續強行維持權力中心、信息中心、真理中心的地位。

基層政府需要習慣公民維護自身權利的舉動和聲音。政府治理水平也要不斷提高，從戲文、電視劇以及新聞事件中學來的山寨做法，早已不合時宜。如果這樣的公民是“間諜”，那把所有的政府辦公大樓改造成監獄，恐怕也裝不下全國類似王清這樣的“間諜”。從某種程度上說，權利如果不要，人家絕對不會主動給。社會的和諧與進步，其實是每個公民自身努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