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個大學生在畢業論文中被發現有抄襲行為，他還有機會為自己辯稱是交錯了論文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但是，如果是高校行政領導，因其權力屬性昭然，就有了“被跟著抄襲”的可能。8月6日《中國青年報》消息說：針對沸沸揚揚的“論文抄襲”事件，武漢理工大學5日上午首次作出正面回應，稱校長周祖德沒有“論文抄襲”行為。校長周祖德稱，他負有疏于教育管理的責任，并將吸取深刻教訓，帶頭進一步端正學術態度。

　　我一直搞不明白兩個問題：一是高校中的專家教授辛辛苦苦鉆研出來的學術成果，為什么要掛一個不相干的領導名字在前面？為什么某些領導在學術領域就天然地成了“萬人迷”？二是掛名論文若是抄襲，領導就無辜得很，但對于那些沒有被發現抄襲的學術論文，怎么不見有校長院長出來聲明一下“此文與我無關，純屬教授客氣”？出事了就扮無辜，沒出事時就心安理得地坐享別人的成果，這是什么邏輯？

　　從院長抄到校長，從教授抄到院士，學術領域的公信可謂斯文掃地。抄就抄了吧，偏偏又學賴皮的孩子一樣，還搬出讓人齒冷的理由，什么“過度引用”云云，別說學術誠信，連學格底線都蕩然無存。3月15日，教育部召開加強高等學校學風建設座談會，教育部部長周濟提出要像體育界反興奮劑一樣，敢于對學術不端“下猛藥”，為整治學風，教育部正逐步將學術道德建設納入高校課程，并將把學風表現作為教師考評的重要內容。近日又有消息說，吉林大學制定了新的“學術委員會章程”，規定學校領導和職能部門負責人不擔任各級學術委員會委員職務，實現了行政管理與學術決策的相對分離。大家都對學術自治寄予無限熱望，輿論也呼吁公眾要“相信學術自治的力量”。

　　學術自治自然是個好東西，國外也多有實踐。理論上說，學術也只能靠自治，畢竟，學術問題涉及到學術標準的認定和規范，局內人比外人更熟悉本行業的情況，因此，職業共同體比法官與民眾更有發言權，這是“行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學術自治不能顧名思義，不等于自我批評，更不是關起門來包庇縱容，它應該是在嚴明公正的法制體系下的開放式管理。就此而言，有法可依是自治的前提。這個“法”包含三層意思：一是學術自治機構與組織依法而設，法規應保障其獨立于行政之外的權力，出了問題有人來認定，且敢于認定；二是規范細則統一，責罰標準明晰，縮小自由裁量權，不至于出現“一個抄襲，N種罰單”；三是法規得保障公眾監督學術自治與知情的權利，提供透明開放的平臺，可以辯論，能夠博弈，有質疑必有回應。

　　眼下看來，我們不缺大學學術委員會、學術道德委員會這些形式上的學術共同體機構。遺憾的是，每每學術不端被曝光，它們的表現不是語焉不詳就是顛倒黑白，這種詭異，恰恰是因為學術自治缺乏法理維度的表現。俗話說，無法則無天，學術的自我清潔功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得靠制度與法規逼出習慣來。如果我們的學術不端還停留在靠人事爭斗順帶著曝光的水平上，如果我們的學術自治還只是看起來很美，學術的不堪遲早要侵蝕社會進步的肌體。無法而治還談什么學術自治，當道德的力量在學術失范面前波瀾不興的時候，就是該祭出法治寶劍的時候了。（宋桂芳）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