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以“李敖赴臺60年”為由頭，于臺北專訪李敖。記者問他身后之事怎么安排，李敖依然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語氣：“(墓碑上)什么都不寫，我死無喪身之地。遺體我會捐給臺灣大學醫院，千刀萬剮?！薄詈笠痪浔挥米鲗ＴL的標題，叫《我死后千刀萬剮》。那種致命的自負穿越了歷史的蒼茫，與法國國王路易十五的名言——“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相映成趣。

對一個大思想家來說，74歲的年紀遠遠算不上日暮途窮，但李敖思想的敏銳度之每況愈下，甚至偶有倒行逆施之舉，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訪談當中，被問到關鍵問題時，李敖往往王顧左右而言他。

譬如問他為什么有雙重標準，談到臺灣的政治問題，堅持理想主義，談到大陸則采取現實主義，李敖矢口否認，其辯解卻比當前出口形勢還要疲軟乏力，什么大陸人口比臺灣多一百倍，大陸的黃金等值錢的東西都被蔣介石帶到了臺灣等——這個時候的李敖儼然變身為太極高手。

整個訪談最精彩的部分，是李敖談論女人，不乏驚人之語，譬如說模特好看，可是不宜上床，因為“太硌了”。談女人的李敖，以及自吹自擂、狂妄自大的李敖，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個李敖，才能讓我們在恍惚之間重新感受《老年人和棒子》、《十三年和十三月》所遺留的歷久彌新的閱讀快感。這愈發在印證李敖的可悲：他終于老了，哪怕他的身體和欲望能夠保證他在58歲生一個兒子、60歲再生一個女兒，可他的精神已經追隨不上他所經受的苦難與所企望承載的使命。

這個訪談還證實了我的一個判斷：當臺灣從專制時代轉向民主時代，李敖的半邊身子便被擠出歷史舞臺，他努力挽救自己，卻力不從心，這是歷史的偉力在作用。李敖說過，康有為與慈禧太后的命運鑄造在一起，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一人死了，另一人的時代即告斷裂。照我看，他與蔣介石也相互捆綁，蔣死了，他的一生則翻過了最快意恩仇的一頁，他的青春就已宣布結束。可以說，他是專制時代最無畏的斗士，卻是民主時代最普通的小丑。他在1995年為《蔣介石評傳》(與汪榮祖合著)作序時發出“我老了”的一聲嘆息，就暗示他從此進入小丑的表演生涯。

李敖不是不想開辟以他命名的新時代，可我們說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種種努力只是在消耗60歲以前所積累的聲望。

他短促如電的從政生涯，往好了說，叫游俠，往壞了說，叫游戲。他所奉行的還是英雄主義的那一套古老把戲，以孑然一身，仗劍橫行，對抗國民黨與民進黨，說白了就是攪局。那本記錄了他擔任“立法委員”之三年所見所行的《李敖議壇哀思錄》，完全可以換一個名字，叫《李敖議壇搗蛋錄》——當然，搗蛋是民主政治的本色。一場游戲一場夢，2007年，李敖宣布不再參加臺灣的“立法委員”選舉，并從此告別政治。夢醒了，他累了，不玩了。

一個人的心力能有多大？縱然你是天才，也從來超不出時代和國度的限制。唯有大唐的繁華盛世才能孕育李白的大才如海，換作在清朝，文字獄肆虐如木馬病毒，文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壓抑、病態，充其量只能生出怨去吹簫、狂來說劍、豪情與怨氣共生的龔自珍一類人。李敖的不幸即在于，他生活在了這樣一個畸變的時代。盡管享有民國的遺韻，政治專制主義卻強烈壓迫了他的心胸，小島之狹決定了他的心氣偏安于一隅。待禁錮解除，他卻垂垂老矣。他畢生追逐民主，民主的幻象卻令他衰竭的心力應接不暇。民主政治不需要英雄，只需要小丑。他只好假戲真唱去迎合潮流。然而，他是失敗的卓別林。

李敖是舊時代的終結者，卻不是新時代的開創者。他2005年的大陸之行，只能說是一位斗士的天鵝之歌——竊以為這是最高的評語。

有一點值得引起世人注意：在李敖與韓寒之間，隱約存在一條連綿不斷的血緣，他們對社會之惡的批判從來都是不遺余力，同時他們的生活卻極其舒適安樂。《南方人物周刊》特意指出，李敖所住豪宅價值達5000萬元人民幣；除了作家身份，韓寒還是著名的賽車手、歌手以及出版人。

這和我們對斗士的傳統印象存有何其大的歧異：悲愴、流血、苦行僧、劍拔弩張、犧牲主義。這些詞匯可能適用于某一時刻的他們，縱觀之下卻格格不入。

不妨說，李敖為后人提供了一條新的反抗路徑：一個快樂的、世俗化的反抗者，肉身與靈魂同樣豐盈，對肉欲與正義的追求同樣肆無忌憚，評論女人與評論憲政同樣令他樂此不疲。

一面是斗士，一面是小丑，千刀萬剮之后，還是那個李敖。(作者系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