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舉行的一次消除碘缺乏病國際會議上，各國代表共同簽名，呼吁普及碘鹽，以消除碘缺乏病。（圖片來源：新華社）

　　凡事過猶不及，即便是大米飯，吃多了也撐得慌，更何況是微量元素碘。有報道稱，2009年5月，一項由衛生部牽頭，對沿海地區居民碘營養狀況進行的調查，在浙江、遼寧、福建、上海四省市低調展開。結果顯示，原本預防大脖子病的碘鹽，反而導致市民碘過量，存在巨大的健康風險。（8月12日《重慶晚報》）

　　這則新聞很具有眼球效應，講的道理也通俗易懂。補碘恰如吃藥，過量不僅不治病，反而損害健康。三聚氰胺事件以來，食品安全問題可謂風聲鶴唳。這也不奇怪，發達國家在此問題上從來也是“小題大做”的多，這恰恰說明群眾的健康意識提高了。但就全民加碘這件事來說，恐怕不應片面放大健康風險，更不能與三聚氰胺等事件相提并論。

　　我給補碘設定了一個理想狀態：精確測量每個公民的體質，了解其每日食鹽攝入量，然后決定給每袋食鹽加多少碘——這是最科學的，但恐怕也是最不切實際的。打個簡單的比方，我現在很少吃雞蛋黃，因為膽固醇偏高，這是體檢的結果，但我的父輩或祖輩是不知道膽固醇這個概念的，因為沒有體檢的條件，每日能下地務農就算很健康了。全民補碘補了15年，15年前是一個什么情況？即便在今日，13億人口中又有多少人有條件去測量身體內的碘元素是否超標？因人制宜是個美好的提法，假設我們充分尊重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在市場上提供不含碘、高含碘、低含碘等上百個鹽品，這對全民健康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媒體在炒作碘過量的健康風險時，恐怕也不能不提三個基本事實：一者，我國曾是碘缺乏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病區涉及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有7億多人口缺碘，曾占到世界碘缺乏病人群的40%，實行普遍食鹽碘化政策以來，碘缺乏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二者，全民補碘后，2003年，研究人員在京、津、滬、大連、廣東等11個省的城市，對學齡兒童、育齡婦女、孕婦、哺乳期婦女、嬰幼兒碘營養又一次進行了調查，這5個人群的碘營養都基本適宜；三者，缺碘和富碘的確都會導致甲狀腺疾病，但是，將甲狀腺疾病高發的原因完全歸咎于食鹽加碘，也不客觀。精神壓力、感染、過勞、創傷，以及自然、社會環境改變、污染等都會影響甲狀腺疾病高發，當下，一些與碘無關的腫瘤病發率也呈上升趨勢，從側面證明了這個道理。

　　說這些，并不是要否定科學補碘、分類補碘的道理，也不是說一刀切的全民補碘就永遠正確。只是，我們在衡量或評價一項公共政策的時候，起碼不能刻舟求劍——這就像讀書時我們分析文學作品常用的歷史分析法一樣。全民加碘政策的科學性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說，即便在當下，也是利大于弊。當然，公眾的健康意識增強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生存環境也在發生變化，區別化地補碘也到了可以提上議事日程的時候。但是，全民補碘之善與政策的科學性，恐怕也不能簡單地予以否定。 （宋桂芳）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