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連三的醉駕新聞令公眾輿論定焦于此，回望一下已有月余。能夠持續引發媒體熱議、公眾參與，足見醉駕問題的解決對于民生及法治的重要意義。縱觀各類紛紛籍籍的建言，無非立足于執法、司法途徑與立法途徑這兩個方面。

在執法、司法途徑方面，不少地方為平息一些惡性醉駕事件所引發的民怨，均強調或重申了從嚴整治、重典應對的決心。如浙江省宣布將對嚴重道路交通違法行為實行五條常態嚴管措施，對于酒醉駕車的一律處15天拘留。浙江省公安廳長王輝忠表示，對嚴重道路交通違法行為要堅持“零容忍”，要讓駕駛員“談酒色變”。于部委方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負責人近日表示，對酒后駕駛即將進行專項整治，并且，將會同文明辦等單位，把酒后駕駛等交通違法行為納入文明城市測評和單位內部管理考核，另一方面，將協調保監會、銀監會等部門，將酒后駕駛與銀行個人誠信體系掛鉤，凡酒后駕駛發生重大事故或醉酒駕駛的，提高車輛保險費率，納入銀行個人不良記錄。

應當說，這些舉措對于遏制醉駕是有意義的。然而從網上的多數輿論來看，仍以質疑或懷疑居多。網民們或憂心職能部門只是一時作秀，或預斷此類專項整治的成果難以維持長久。但不管怎么說，在執法領域和司法領域，畢竟已有了一些動作，如何將“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貫徹始終，不獨需要執法部門和司法機關的努力，也需要媒體和社會公眾的持續監督。

而在立法途徑上，盡管公民建言頗為火熱――諸如某某律師上書人大常委會，某某評論家建議“危險駕駛罪”或是“醉駕罪”等等，在民間層面都有其龐大的支持團隊。這從網上的新聞跟帖中即可窺見一二。有民意如此，推動立法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迄今為止，我們并未見過立法機關的官員作出正式的回應。或是筆者查證未周，至少筆者還沒有看到有人大代表公開宣稱愿意將這樣的民意傳遞給立法機關。每年的人代會上，總有不少根本不成其為議案的議案“雷”倒廣大民眾。這些議案的背后，是民意的缺失，也是代表職責的缺失。如果說是因為代表均為兼職的屬性使得他們長期以來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收集民意，那么，這些已經深入到公眾輿論中的民意理應得到代表們的垂青了吧！

在筆者看來，醉駕入罪的民意認同已然形成。接下來的任務不是要繼續大談為什么醉駕要入罪，而是要在立法技術上進一步深入討論醉駕以何種形式、何種罪名、何種程序入罪。更為關鍵的是，在民意認同已有一定基礎之時，熱心公共利益的普通民眾和專業人士也應該將自己的眼光放在立法機關及人大代表上。我們應該、也可以學會立法游說―― 上書人大雖是游說的形式之一，但鑒于多年來這些“上書”的結局大都如石沉大海，因而在游說的策略上，理應改為游說代表優先。一方面，人大代表要主動收集民意，反映民意；另一方面，民眾也要向人大代表施加壓力，要求人大代表正視民意，傳遞民意。當多數公民都不再滿足于“被代表”，人大代表的代表性才會在這種公民權利意識的勃興中得到拓展。從醉駕入罪開始學習立法游說，這將是公眾輿論的體制化出路，也是最為平和與理性的出路之一。(作者為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