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網就看到兩條焦點新聞，上下陳列，頗具喜感。上一條講的是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在不具有職業病診斷資格的情況之下進行職業病診斷，違反了《職業病防治法》，被河南省衛生廳通報批評，并被立案調查。這家醫院是什么來頭，怎么捅了馬蜂窩呢？前不久，有民工張海超要求“開胸驗肺”，尋求其病情的真相，就是在鄭大一附院進行的手術，他被診斷出“塵肺合并感染”。隨后，衛生部督導組介入，鄭州市職業病防治所確診張海超為塵肺三期，這一出充滿悲情的鬧劇才算了結。殊不知，張海超歷經艱辛討到了“說法”，為他證明真相的鄭大一附院卻遭遇了非典型的“秋后算賬”。

另一條新聞可稱之為“五日履新”。話說7月底，身為瀘州市龍馬潭區交通局局長的謝林，因兩年不交小區停車費，與物管人員發生沖突，大打出手，揍了人家一拳。不過謝局長并不好受，此事經媒體曝光，天下皆驚。8月5日，謝林的交通局黨委書記與局長之職皆被免除——說實話，這個處罰重了一些，罵人打人至多算私德有虧，官職任免則屬公權力的自我調整，兩者相掛鉤，很容易導致公權與私權沆瀣一氣，魚肉不分。可兩天后，被免職的謝林便去瀘州市經濟開發區管理中心報到；10日，正式任職，職務是辦公室副主任。原來，五日前打了你一耳光，五日后再喂你一顆大白兔奶糖，真難為了瀘州市的主政者，對待下屬猶如大人哄小孩。

這兩個新聞對照起來閱讀，便可窺見當今某些執政者的治理邏輯。為什么鄭大一附院不能“五日履新”呢，譬如在對張海超的“開胸驗肺”手術成功以后，不僅不去抓該醫院的小辮子，反而順理成章授予其職業病診斷資格？為什么不對謝林“秋后算賬”呢，他既然丟掉了交通局長的烏紗帽，正適合追索他是否存在濫用職權等惡行？當然，這樣的設問在短時間內并無實現的可能，否則改革真成了坐過山車。“為什么”的背后，潛藏了民工張海超與局長謝林所共同依附的體制深刻的悖謬。

關于“秋后算賬”，再說一條更名副其實的新聞。2007年4月，河北魏縣政府修建北環路，占用了張建軍一家僅有的兩畝多土地和一眼機井，因補償太少，張家不滿，最后走上了上訪之路。2008年7月(奧運前夕，魏縣政府自然要委曲求全)，魏縣領導通過中間人(并不直接出面，為翻案留下余地)與張建軍協商，決定賠償機井損失2萬元。拿到錢后，張家以為此事終于了結，哪知今年3月(大局已定，算賬開始)，張建軍被捕，罪名是敲詐勒索。7月13日，魏縣人民法院一審判處張建軍有期徒刑4年，并沒收“非法所得”2萬元。

敲詐勒索罪的一大構成要件，即要求犯罪行為人必須具有非法強索他人財物的目的，并采用了威脅、要挾、恫嚇等手段。張建軍為自家被侵占的土地和機井索取合理的賠償，正如讓債務人欠債還錢，哪里“非法”呢；一眼機井索賠2萬元，不能算高——我查閱作于2008年的《關于河北省節水灌溉的調研報告》，其中說“打一眼機井需要10多萬元”——自然不存在“敲詐”之嫌。所以說，這份判決完全就是報復，與法理無涉。

“秋后算賬”有兩種做法，其一是挖空心思，費勁腦汁，找你身上的法律缺口，然后安插一個讓你有苦說不出的罪名，如鄭大一附院的遭遇；另一種則簡單多了，古人還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今人哪問你懷璧與否，只管無中生有，株連羅織。在有些人眼里，帶刀就意味著要犯罪，張建軍被判敲詐勒索罪，乃是這種算賬法的代表作。兩者相比，后者無疑更為流行。

不管是哪一種，將造成法律之結局，或者淪為純粹招牌，或者被棄若敝屣。由此而論，“秋后算賬”更像是無法無天的江湖世界的潛規則，今日容忍胯下之恥，明日一簫一劍快意恩仇。它如果在現代國家過于盛行，那只能說明，法治仍未昌明，至少在主張“秋后算賬”的某些施政者眼中，法律輕賤如廁紙，用過即扔，他們認同權變，認同成王敗寇——這是法治的天敵。

損害了法律的尊嚴，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秋后算賬”者同時將自身置于了人盡可辱的絕境。按照它的運行邏輯，終有一天，有一筆賬會算到它頭上，連本加利，罄竹難書。

一面是“秋后算賬”，一面是“五日履新”，一面以手中的權力與法律為敵，與公眾為敵，一面是權力者相互提攜，這兩面相輔相成，撕裂出了一道道觸目驚心的傷口——如果不盡快醫治，任其蔓延，有多少人可以對未來保持樂觀？(作者系青年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