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云夢縣一名參加學校暑期補課的高三朱姓學生，15日被發現吊死在家中，經公安機關鑒定系上吊自殺身亡，他在遺書中稱生活太累。而該生所在學校云夢縣第一中學，從7月9日開始，便組織高中一、二、三年級同時組織暑期補課。事發后，該縣教育局發出緊急通知勒令轄區內所有組織補課學校立即停止補課。（8月17日 荊楚網）　　

　　早在06年，教育部就明確提出，學校和教師不得占用節假日組織學生上課和集體補課。而類似的禁令幾乎是每年寒暑假的“常規動作”。禁令之下，補課現象不僅沒有絲毫消退，反而呈現出欣欣向榮、愈演愈烈之景象。在趨之若鶩的大環境下，云夢縣自然要緊跟其上，倘若沒有學生的自殺，恐怕該縣教育局也不會發出類似停止補課緊急通知。　　

　　學生負擔過重早已成為全社會詬病的痼疾。在這一既定事實的情況下，“假期補課”仍像一塊狗皮膏藥甩也甩不掉。一些地區往往是在下發教育部“紅頭文件”的日子里,學校上午9點開課下午3點放學,幾天一過,學生依然埋首假日“補習班”，一切照舊；更有甚者，拿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任憑政策的“風吹雨打”也“雷打不動”地推行“補習計劃”。事實的確值得人們反思，緣何“假日補習”就屢禁不止呢？　　

　　首先，無疑是教育部門的執行力度不夠到位的。每每一到假期，國家教育部、省市教育機構便如期地似春雷般拋出了一條或幾條“嚴禁假期補課”的規定。而規定的推出并未有相關的文件、法律條文來進行輔佐，這也體現著執行態度問題。執行態度不到位自然執行力度也難到位，這就使得對教育的違禁行為在執行上既無紀律處分，更無經濟處罰。這便讓違禁者在有恃無恐中依然我行我素。　　

　　其次，這是教育市場化發展的結果。在國民經濟市場化的背景下，國民教育也市場化。而一張升學率的“金字紅榜”往往決定著一個學校乃至一個地區的教育以及經濟的發展。向政府要錢，好，看升學率；向地方要生源，好，看生學率。公辦學校教育經費通常又是主管部門或政府統一下發的，在市場的運作模式下，學校要發展，校園要建設，恐怕這些錢是不夠的。以“補習”的形式既有利于升學率的提高又可以向學生要錢，這無疑成了學校“假日補課”一個“正大光明”的理由。　　

　　其實，從根本上來說這是“應試教育”所引發的必然現象。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來，雖然我國經濟、教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仍未改變“應試教育”這一教育制度；即使大學擴招，依然也尚未擺脫“粥少僧多”的尷尬狀態。“應試教育”的背景使得高考仍是一根有效“指揮棒”。而在“指揮棒”的效應下，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補習機構”會出現“你不讓我，我不讓你”的怪象以及家長們普遍拿出“不差錢”勇氣的原因了。　　

　　歷史經驗已多次證明了造成“假日補習”屢禁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若還貫徹以往“下禁令”的線性思維，難免會落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窠臼。對于“假日補課”，除了學校要自律外，教育部門也要加大對禁令的執行力度，查實違禁學校，來體現禁令的嚴肅性和強制性。而更為重要的是，教育部門、政府乃至整個社會都應當對我國的現行教育模式進行思考與合理改革，去其糟粕，使之更符合我國的國情，相信這也將是會取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功效。　　

　　“假期補習”是一塊“狗皮膏藥”，它粘著學生的痛、老師的痛乃至社會的痛，倘若不進行合理的“剔除”，恐怕會引發更多與構建“和諧社會”不一致的事端。（童亦勁）

（責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