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程度上說，傳統的勸酒逼酒陋習助長了醉駕惡習。醉駕背后實質是兩種文化的沖突，即汽車文化和酒文化的沖突，如何處理醉駕體現了兩種文化“誰優先”的思維。

公安部開展歷時兩個月的嚴懲醉駕專項行動，在四個“一律”的震懾下，一些司機主動放棄了醉駕。據悉，在廣州，不少租車公司、酒樓考慮重新恢復代駕服務。而三天嚴查下來，酒吧、酒行、餐館的酒品銷售已出現20%~30%的下降。

從南京醉駕造成慘禍，到成都醉駕司機被判極刑，再到最近杭州保時捷撞人，一連串的惡性交通肇事血案，讓社會對醉駕的關注從來沒有像今天這么集中，這么迫切。醉駕，不僅直接威脅到個體的生命安全，而且已經成為公共安全的一大隱患。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來起訴醉駕殺人，甚至是呼吁刑法直接設置醉駕罪的呼聲，既是社會對醉駕屢禁不止的無奈，也暴露出我們的制度和法律在對待醉駕上的過于寬容。

中國正逐漸步入“汽車時代”，而與之相應的則是酒精也正在成為越來越兇殘的“馬路殺手”。有關數據顯示：我國擁有全世界1.9%的汽車量，而汽車引發的交通死亡事故卻占全球的15%，死亡率居世界之首。在這其中，酒后駕車導致的交通事故每年竟達1.9萬起，造成4054人死亡，幾乎每3起交通事故就有1人死亡。血淋淋的慘案和教訓就在眼前，但酒后駕車乃至醉駕殺人卻愈演愈烈，這不得不讓人們反思：當我們在嚴打醉駕之時，是否有必要對我們源遠流長的酒文化重新予以審視。

國人自古就有“無酒不成席”的說法，套用時下流行的一句話來形容：人們喝的不是酒，而是感情。諸如“感情深，一口悶；感情淺，舔一舔”、“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是多少”……在這種酒文化的熏陶下，公務接待、親友聚會、職場交往都離不開酒。而勸酒與逼酒似乎又是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酒桌上盛行的是“酒不喝醉，感情未到位”、“酒不喝深，辦事不放心”，有報道說深圳市消委會去年公布的十大消費陋習中，“過分勸酒逼酒”的不良酒桌文化就名列其中。

一定程度上說，傳統的勸酒逼酒陋習助長了醉駕的惡習。盡管《交通安全法》明令禁止酒后駕車，但鑒于酒文化的根植過深，汽車文化一時還未能對其造成有效沖擊。因而，醉駕背后實質是兩種文化的沖突，即汽車文化和酒文化的沖突，如何處理醉駕體現了兩種文化“誰優先”的思維。

在鄰國日本，酒文化也相當發達，但與汽車文化相比，酒文化必須退居其次。日本的《道路交通法》不僅對醉駕司機予以嚴懲，而且同一車輛上的乘客也會被懲罰，即便這些乘客沒有喝酒，也要承擔連帶責任。此外，警方還要追究向司機供酒者的相關責任。反觀國內，酒品銷售者不但不會被追究責任，反而擔心嚴打醉駕影響酒的銷售量，這種強烈反差不能不令人羞愧。

酒文化雖然包羅萬象，但肯定容不得醉駕。因而，在嚴打醉駕之外，有必要對酒文化中那些勸酒逼酒陋習給予一定的警示，讓勸酒者也承擔部分醉駕責任，或許是改良傳統酒文化的契機。唯如此，才能強化公眾的公共安全意識，在酒文化和汽車文化中找到平衡點，同時為酒文化注入汽車時代所應有的新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