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鹽城市鹽都區人民法院14日以投放毒害性物質罪,對鹽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原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胡文標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0年,同時合并其他罪行,決定對胡文標執行有期徒刑11年。這是中國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質罪,對違規排放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當事人判刑。(8月18日《成都日報》)

　　在深入討論這起案件的 “標志性”意義之前,法院對此案適用的罪名似乎更值得首先商榷。我國刑法曾設的“投毒罪”,在2001年底公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三)中,內涵已擴充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相應地,兩高隨后公布的一個關于罪名的補充規定,也取消了“投毒罪”,將之修改為“投放危險物質罪”,以與擴充后的內涵相適應。此次鹽都區人民法院以“投放毒害性物質罪”判決,雖是依據修正案中的規定而來,但單獨設罪似有不妥,有損害法律的統一之嫌。以至于案件判決后,有不少媒體的報道,都將罪名簡化而誤讀為“中國首次以投毒罪判處環境污染者”。

　　對于這起主要為環境污染的案件,不論是以“投放毒害性物質罪”還是“投放危險物質罪”判決,法院實際上適用的是危害公共安全罪這一大類里的罪名,而沒有適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類別中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這也正是有法律學者為之叫好所在,認為嘗試新的罪名會對此類犯罪有更強的威懾力。的確,根據現行刑法規定,后者的量刑比前者要輕得多,“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只有“后果特別嚴重的”,才“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問題是,這樣的“創新”,在加強了震懾犯罪力度的同時,會不會給人以司法矯枉過正、過度彈性化的口實?

　　擔心似乎并不多余。從以往見諸媒體的公開報道看,廣東、上海、江蘇等地都有過與之相類的案例。但它們均適用了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而不是其他。這說明,至少在已知的這些案例里,各地法官對此是形成了共識的。也即,他們對相關立法原意的把握形成了高度的一致,對構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要件認定,基本上沒有分歧。以這些判例為背景,鹽都區人民法院的判決就尤顯另類。雖然我國并未實行判例法制度,法院在審理案件時,無需將先前的判例作為審理和裁決的依據,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顯然不宜過大。

　　與其為謀求“殺一儆百”之效,在具體司法實踐中運用法律時有爭議地 “創新”,不如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下,尋求常態穩定的治理。人們注意到,在現階段污染案頻發的現實之下,司法跟進還遠未能做到普遍而及時,有所耳聞的案例不但為數甚少,難與現實相應,而且,它們中的絕大多數還集中在了東部地區。這與日前《中國生態文明地區差異研究》公布的地區排名也正好相吻合——東部的生態意識明顯要強于中西部地區。但即便如此,對重大環境污染案的司法介入整體上還是偏少,只不過中西部地區尤甚罷了。最近的例子是,陜西鳳翔縣600多名兒童被查出血鉛超標,已確認主要為污染所致,但涉事工廠目前也只是被勒令停產整改而已,其中并未得見司法部門的身影。

　　考察于現實,治理環境污染,其實并不需要司法求新求異,只需得到地方政府的足夠重視,不為了保GDP而遮丑,讓污染者難逃擔負法律后果,那么即使僅以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治罪,威力也已足矣。這就如同治理酒后駕車肇事一樣,如果交通肇事罪落實得足夠好,足以警示后來者,就根本用不著再將它升格,非得變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可。（林度）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