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網消息，記者從湖北、浙江兩省的公安機關獲悉，“利用網絡捏造、散布杭州‘5·7’交通肇事案出庭被告人胡斌是‘替身’謠言的湖北省鄂州市無業人員熊忠俊”，日前被鄂州市公安機關依法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處罰。

對熊忠俊該不該受行政處罰，本人不予置評。雖然我知道自由無價，人格尊嚴無價，但我內心深處以為，10天行政處罰沒有什么大不了的。行政處罰是治安處罰，與刑事處罰不同，最多也就是違法了(跟隨地吐痰了差不多)，但不是犯罪。我相信，鄂州公安機關不過是公事公辦，不會為難熊忠俊，既不會讓他“躲貓貓”，也不會讓他“做噩夢”。因為他們沒有破案的壓力，不需要刑訊逼供；熊也沒有冒犯當地警方和當地官員，談不上報復修理。如果是偷了鄉親的雞或者街坊的狗而被拘留，熟人可能瞧不起他，但這種事不會讓他出來后抬不起頭做人。所以，“無業”人員熊忠俊用10天自由換10天免費食宿，而且體驗了“坐牢”，豐富了人生閱歷，有了吹牛的資本，也不算太虧。如果在里面結識了“有狠”的好漢，一旦有事肯借旗號保護自己，說不定還賺了呢。

對了，這“無業” 一詞很關鍵。這是一個信息，但他是否漢族、黨員、農民，都是重要信息呢，為什么沒有？這會讓人產生很多聯想。要是“有業”，耽誤了上班或種地養魚就很麻煩，本人上述輕飄飄的話就不成立。可是，這是不是說“無業”是“造謠”的必要條件呢？“無事”才“生非”？可是，“無業”真的與“造謠”有必然聯系嗎？不是“無業”就必定造謠，因為有人天生就喜歡無業，到處流浪，懶得理睬世事；因為失業待業的人多得很，他們絕大多數忙著找工作，“惟恐天下不亂”的“亂”對他們找工作不利。更不是“無業”才會造謠，不舉官官相斗的案例了，我猜很多污蔑人的段子都是公務員們的手筆，“無業農民”還沒有那個文字水平呢。

那么，新華社記者為何要用春秋筆法強調熊忠俊的“無業”狀況呢？那只是事實描述？無疑是選擇性描述。我不知道浙江或別省媒體采用新華社的這條新聞稿，會不會做出“湖北人熊忠俊捏造散布‘胡斌替身’的謠言”這樣的標題。說他是“湖北人”難道不是事實？但湖北人看了肯定不爽。他或者已婚或者未婚，要么是大學畢業生要么不是……這都是“事實”，為什么就沒說？突出什么不突出什么當然不是無意的，至少是下意識的。

這是一種思維習慣、話語習慣。習慣有好有壞。比如，本文假定了熊是男性，用了“他”做代詞，沒有惡意，但有男人多事、女人“本分”的傳統思維在起作用，雖然我也知道這種認知在今天很可能出錯。好在，男人依然強勢，一般不怕我這種貶損。但“無業”就不一樣了，在“工作”成為“機會”的今天，值此不少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不少家庭為之郁悶焦慮之際，任何對“無業”者的貶損，都是應該小心避免的。

現在還有一種現象，什么問題涉及領導干部，都要加上“少數”、“個別” 的定語，我知道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老一套的公式，說我們的領導干部絕大多數是好的，違紀犯法的只是“個別人”、“極少數人”，但我不想吃你這一套了，中國話是中國人共同的語言，官話也沒有別解的權利。何必耍小聰明，“打破碟說碟，打破碗說碗”，實話實說多好，誰比誰傻？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雜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