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個社會來說，養老的方式無非兩種：不是社會養老，便是兒女養老。中國過去主要是兒女養老，現在正逐步過渡到社會養老。在這個大背景下，國務院日前決定，自2009年起，在全國選擇10%%的縣(市、區)，啟動“新農保”試點。

新農保對于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破除城鄉二元結構、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其意義自不待言。

但“新農保”的建立，是不是就意味著兒女養老的方式該退出歷史舞臺？前不久一些評論對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會長李寶庫一番 “孝道是中國國粹”，應當大力培養的說法，進行指責和批評。綜觀批評意見，一個主要理由是，養兒防老是一種典型的私力救濟，主要靠道德倫理維系，卻又受制于子女的健康、收入等因素，因而在目前的社會是很不可靠的。

“養兒防老、積谷防饑”是中國的傳統美德和經驗之談。隨著社會的發展，如今，作為一種在傳統小農經濟和封建社會下的家庭保障模式，“養兒防老”在傳統家庭逐漸解體，社會流動加快，人們的經濟基礎越來越不依賴土地和農業收入的情況下，其對家庭的保障和維系社會穩定的作用的確越來越弱。但是要把它拋棄也言之過早。我認為，至少在未來的二三十年，中國社會仍須著力提倡養兒防老，特別是農村地區，甚至還可能是主要的養老模式。

這并非是要減輕政府在養老上的負擔和責任。乃是因為，無論社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以家庭為社會的核心單位的結構，至少在可見的將來，還支配著我們。盡管陳志武反對父母把子女當成養老避險的工具，但也不得不承認，在沒有市場提供的各類保險、借貸、股票、投資基金、養老基金等金融品種的前提下，“養兒防老”是規避未來物質風險和精神風險的具體手段。而且中國家庭，特別是農村家庭，有多少父母有余錢進行金融產品的配置？這是其一。

其二，從目前農村的養老保障看，不僅覆蓋的人群范圍窄、水平低，遠不能解決目前農村人口在社會保障上所面臨的一系列實際問題。另外，我國農村的老齡人口比例已經超過城鎮，因此，要現實地解決農民的養老問題，就必須發揮家庭的作用，提倡“養兒防老”。

這是從家庭的微觀角度說的。從宏觀上來看，正如學者高輝清所言，由社會來養老是以存量的積蓄來為未來買單，只有在國家變得真正富裕的時候才有可能成為徹底的解決之道。而 “養兒防老”，則是以未來增量的擴張，來支付當時養老的費用。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的人口結構越年輕化，對社會整體的養老壓力就越小，這其實是宏觀意義上的“養兒防老”。暢銷書《大國空巢》的作者易賢富還以美國養老為例，認為美國包括政府養老金(第一支柱)、雇主養老金(第二支柱)和個人儲蓄養老金(第三支柱)在內的多支柱養老金體系，其實不過是“養兒防老”的美國版，這套體系得依賴于年輕的人口結構。所以，美國現在是雙管齊下，既改革養老金制度，又鼓勵生育以防止生育率下滑。

截至去年底，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約12%%，今后還將以年均800萬人的規模遞增。中國的人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在世界上仍處于中低行列，因此，在中國現在就輕言放棄“養兒防老”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