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教育廳9月7日出臺了義務教育階段教師績效工資的考核辦法，明確了績效考核會和師德掛鉤，但絕對不與升學率掛鉤。績效考核結果將作為教職工績效工資分配的主要依據。(《揚子晚報》9月8日)

根據目前輿論的普遍看法和結論，此次江蘇省教育廳的考核辦法，應該說，大方向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更具體地看，仍存在許多需要進一步商榷、厘清的地方。

首先，究竟何為“師德”，其全面內涵是什么？辦法僅規定，“教師要自覺抵制有償家教，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不履行教育教學職責，不得歧視、侮辱、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不得以非法方式表達訴求、干擾正常教育教學秩序、損害學生利益。”這樣一個對于師德的描述或界定，無疑顯得十分單薄、粗糙。

其一，它僅僅從反面、負面，簡單地以“不應當做什么”的形式來說明師德，誠然，“有償家教”、“不履行教育教學職責”均非師德所允許的行為，但完整的師德顯然不止于此——在“不該做什么”之外，還須有更多“應該做什么”的內涵。

其二，它對師德的定義、要求，總體層次顯得太過低端、初級，遠沒有涉及更高層、深入的豐富師德內涵。像“不得歧視、侮辱、體罰和變相體罰學生 ”、“干擾正常教育教學秩序”等，固然并非教師所應當做的，但一般尋常的社會道德尚且不會允許這樣的行為，更何況是高于一般社會道德的師德？如此以底線義務來要求和說明師德，豈非有“矮化”師德之嫌？

更重要的是，作為教師績效依據的“師德”，究竟應該由誰來判定？依據上述辦法，“績效考核要充分聽取學生家長的評價。各學校成立以校長為組長的績效考核領導小組。”這實際上意味著，雖然也會聽取學生家長的意見，但師德究竟“德不德”，學校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才是最終的決定者。

無論如何，作為教育機構的學校，其根本身份其實只是學生和教師的服務者。因此，教師的好壞、師德的高低，只能按權利邏輯，自下而上地考核。否則，師德一旦淪為校長及其代表的行政系統評判的對象，那么，作為教育績效的師德，勢必趨于政績化，成為一種非教育的“不德”之物——距離“與升學率掛鉤” 也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