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日前發文，要求各級財政部門更好地發揮中央建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與效益。其中特別就地方政府債問題，要求募集資金首先用于中央擴大內需投資項目的地方政府配套，尤其是公益性項目配套，之后方可用于地方公益性建設項目，嚴禁用于經常性支出以及樓堂館所建設。

財政部選擇此時強調地方政府債資金的用途限制，的確是一個政策時點。因為在不久前，財政部對河北等四省市地方政府債券進行代理招標之后，2009年度全部2000億元的地方政府債券就此售罄。在發債資金全面到位之后，財政部門所關注的重心自然就轉到了資金的運用上來。但問題在于，如果沒有建立起完善的地方債發行制度，類似的監管警示在今后或許更多地只能停留在紙面上，很難發揮出實際效力。

目前基于“保增長”的政策背景，各地方政府目前的共同狀況是“缺錢”而不是“富余”，部分地區單個省份的投資資金需求就達到數千億元以上規模。以此而言，全國總計不過2000億元的地方債券其實根本無法緩解各地的資金缺口問題。既然各級政府的“錢”本就不夠用，所謂資金濫用的問題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所以財政部選擇此時明令禁止債券資金濫用，只有時間布局階段上的宣示意義，而并不具有真正的威懾作用。

當然，目前的政策虛置并不意味著財政部所談及的問題不應當引起重視。恰恰相反，筆者認為，正是由于既有的地方政府債融資規模不夠，地方政府進一步大肆融資的愿望反而愈加強烈。此時，有關部門更應該警惕融資行為泛濫，以及資金使用的監管失控問題。

事實上，在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告罄之后，一些準地方政府債就已經開始露出了苗頭。所謂的準地方政府債多是以企業債的形式發行，并以地方政府背景的城市投資建設公司為融資載體，但事實上卻是由地方政府財政作為潛在的債務擔保方，資金也是用于政府背景的投資項目。但是較之于相對管理規范的地方政府債券而言，對于此類準政府債的監管則要復雜很多。其一，從目前各地城投債的發行情況看，與地方政府債券以省級行政單位為發債主體不同，一些二線城市成為融資主角，比如伊春、岳陽等都發行了城投債。對于這些二、三線城市而言，監管主要來自于本省政府部門，其監管力度顯然無法與中央部門相比。其二，城投債在名義上屬于企業債的范疇，其發行與監管隸屬于國家發改委，而非財政部。基于其企業債的獨特屬性，發改委對于城投債的管理主要側重于投資項目的還款能力，以及投資項目本身的審核，而并不會涉及政府財政資金合理運用的問題。而后者屬于財政部的權限范疇，但是卻無法得到有效控制。

由此可見，由于目前對于各類形式的地方政府債管理尚未形成完善體系。多頭管理政出多門的監管背景，導致各項措施其實很難做到嚴格到位。即便一些管理部門給出了看似嚴格的規定，但是在現實中被監管方予以變通，乃至全面脫離監管的可能性仍然無法避免。

這些問題清楚地表明，就當下的地方政府債而言，目前2000億元債券的發行還只能是一個雛形，或者說是應對金融危機的應景舉措。一個完善意義上的地方債體制應該至少需要做如下工作：一是要徹底清理準地方債的發行，讓所有的地方政府債都回歸本源。城投債在本質上就是地方政府債的一種，因此不應該再繼續假借企業債的名義發行。二是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地方政府債體制，區分一般責任債和市政債券的差異，根據各自的償債擔保與資金使用不同而分類管理。一般而言，前者可以用于彌補短期財政赤字和非營利的公益項目投資，而后者則用于營利性項目投資(類似于目前的城投債)。三是要在行政監管之外，全面建立起市場內在的約束監管體制，比如地方政府資信評級機構、地方債利率定價機制、應對倒債風險的市場評價等等。在透明監管的機制下，如果地方政府試圖挪用融資去建設樓堂館所，那么市場就會下調其信用等級，這樣不僅會加大地方政府未來的融資成本，甚至會直接危及行政部門的職務穩定性，由此發揮出更加直接的監管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