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評估機構的報告稱，作為“世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身價為1000億元。袁隆平6日說：“用財富衡量科學家價值太低級、太庸俗。”這位八旬老人坦承自己的財富觀：“錢是要的，因為要生活，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錢是拿來用的，該用則用，不揮霍不浪費，不小氣不吝嗇。”（10月7日《長江日報》）

曾經有一則袁隆平愛車的新聞，說他家里有座駕六七部之多。結果，新聞獲得了公眾的理解和贊同：為人類做出巨大貢獻的袁隆平理應在財富上得到回報，社會并不會因為他的合法勞動所得產生任何不滿。沿著這個思路，如果袁隆平的身價真的是1000億元，公眾依然不會有過多敏感和不適，這種心態的變化其實是一種社會進步。雖然，平等是人們的理想，但如果平等被狹義地理解為“不患寡而患不均”，則這種所謂的平等也是一種低質量的、均貧富式的平等。而真正意義上的平等應該是機會平等、權利平等。如果有人因其辛勤勞動和聰明智慧而獲得財富，這樣的人值得尊重，這樣的財富值得尊敬。所以，公眾對于袁隆平的態度，顯示了經過市場經濟滌蕩后的心態成熟，人們不再一味地排斥財富。

但是，這種成熟背后卻也隱藏著另一種隱患，這種隱患比仇富更加隱蔽，影響的范圍也更大。這種隱患就是，把財富當成了衡量個人價值的首要標準，甚至是唯一標準。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隱患是市場經濟對人們的過度啟蒙。本來，市場經濟應該復蘇人們內心的經濟意識，但是，由于其間轉化的過程太過迅捷，人們一時在市場經濟的觀念上走過了頭。于是，人們不僅不排斥財富，能夠理性看待別人的財富，在另一個層面上也萌發了對財富的無限渴望，功利化的思維開始泛濫。

對財富的極端追求讓人們喪失了很多東西。商家為謀取最大的利潤，可以違背商業道德，向食品中添加有害物質，把商品房蓋得比道具還脆弱。還有一些本應成為社會良心的行業成為黑心的代表。只要有財富可以攫取，禮義廉恥早已被他們放進心靈之外的角落。

如果我們把人們對于財富的正面評價看成是一種進步的話，那么人們對于財富的瘋狂就是這種進步層面上多邁出的一步。

財富是好東西，但為之瘋狂的結果卻可能是人也變得瘋狂，變得失去原則。可以說，在社會轉型期人們的迷茫和失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在面對財富的沖擊時，缺少一種有力的信念進行自我調整和應對。此時，社會缺少的是袁隆平一樣的心態：用財富衡量科學家價值太低級、太庸俗。這句話適用于任何人、任何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