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的衰落，沒辦法不與清朝的滅亡以及社會的持續動蕩掛起鉤來，這是李宏剛承認的也是否認的。承認是因為歷史事件鐵的事實，否認則是認為，晉商的普遍性覆滅，本質上是經營文化的社會性淘汰，只不過這種退出，是以政權更迭的激烈形式的表象呈現于公眾眼前。因為晉商之后，商界并非后繼無人，只不過不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三晉大地。

上世紀八十年代，專事小商品批發貿易的武漢漢正街聞名全國，曾造就了一大批暴發戶，那時一提在漢正街做生意，總會叫人刮目相看，同樣惹來關注目光的還有后來居上的浙江義烏。曾有消息稱，義烏小商品市場的謀劃者就曾滿懷期待地前往取經，但遠遠看到漢正街后，謀劃者卻扭頭便走。因為他看到了漢正街碼頭經濟逼窄的空間，現代化的物流根本難以安生。

僅僅十幾年后，義烏牢牢坐穩全國小商品批發貿易市場的龍頭寶座，不少海外商家也前來這里洽談生意，而漢正街則一落千丈。有趣的是，同期正是溫州老板朝氣蓬勃，奮發圖強的黃金時期。

前幾年有一本描寫浙江商人的《草根浙商》，通過一個個現實成功人士經歷的剖析，構織出浙商總體發展脈絡。

改革開放前，緣于備戰考慮，國家重點工業大都布局內地，浙江面臨工業底子薄的艱難現實。沒有底子結果反倒成了浙商后來居上的發展優勢，他們不可選擇地避開了國企改制等一系列難題，擇民企發展這唯一路徑。無論是萬向的魯冠球，還是娃哈哈的宗慶后，抑或是吉利的李書福乃至更多浙商，面對毫無后路可言的背水一戰，窮盡努力于民營經濟。

個人努力，現加上改革的與時俱進，浙江民企一路高歌猛進，甚至在一些前沿地帶也做出了大膽地嘗試。比如雖然民間小額貸款政策至今并未大的松動，但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當地政府的大膽闖勁下，浙商早就有過試水。

浙商的超常規發展，很快蓋過了早些年以“三資”著稱的珠三角。珠三角的過度外向性經濟，雖然有效地拉動了當地經濟，但相當一部分“外來和尚”牢牢把持經營領導地位，只是將體力勞動交給當地，過于條塊化的經濟，反倒抑制了本地商人的迅速崛起。

同期，曾創下“赤腳下南洋”重大歷史事件的福建，原本走的與浙商大同小異的發展路徑。但很快人們便發現，尤其是福建經濟發展龍頭地段的泉州廈門一帶，民營經濟規模突破百萬后，往往發展無力。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根本癥結在于家族管理模式。

為避免家族對經營的干擾，當年晉商堅持“用鄉不用親”，堅持東家的“三爺”(兒子稱為“少爺”，女婿稱為“姑爺”、小舅子稱為“舅爺”)不能進自己家的商號或票號(2007年6月7日《經濟視點報》)。

有意思的是，為沖破家族式企業怪圈，吉利的李書福堅決地讓當初一起打拼的哥哥弟弟退出吉利集團。同為浙商的馬云，在眾人皆以為阿里巴巴上市之后，馬云反公眾之道，實施了令一些人瞠目結舌的“散財”計劃，自己持股不到10%，而眾多員工因為幸運地獲得持股機會，一夜之間搖身為旁人無不艷羨的百萬富翁。

一切歷史均是當代史。從徽商到晉商，從粵商到浙商，構成了我國近五百年來商人崛起的路線圖。如果說徽商靠壟斷鹽業，靠官權拓展了“紅頂商人”的勢力外沿，那么，晉商則是憑借市場之力，順勢而為，其成就更大程度上依賴于經營才能。遺憾的是，煤炭的暴利，磨滅了當代晉商銳意進取的意志。

順便提及一事。猶太人在金融行業牢牢霸占絕對性的市場操控權，但另一方面，猶太人歷史上飽受社會擠壓，反倒迫使他們抱成團，從事那些當初權貴階層并不看重的金融行業。

如果沒有當年背水一戰的困局，晉商不會走西口，不會急中生智創新出票號；如果沒有外部政策環境的有效扶持，今天的浙商又怎會取得眼下那些矚目的成就。

近代商人發展的更迭變遷表明，地域傳統文化固然重要，現實土壤更不可缺。從地域范疇上反思經營人才不是說不可以，但在社會教育體系日漸完善，人才流動越發自由的情勢之下，造就市場經營奇才的恐怕不是一方水土，而是政策這塊孕育商界奇才的肥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