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閆德利事件，以三級衛生防疫部門的陰性結論而宣告“艾滋”事實不存在。昨日，容城縣委宣傳部一度宣布召開的新聞發布會截至記者發稿遲遲未能如約舉行。官方回復至今沒有下文。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網絡上鋪天蓋地的“艾滋女”傳播艾滋病恐慌，可以暫告一段落。

“艾滋女”事件引發了各種各樣的討論，其中之一是網絡實名制重新抬頭。這是由于，在眾多網絡社會問題中，網絡匿名制成了問題的源頭。網民正是依仗匿名身份在網絡社會里自由放縱。事物都具有矛盾性，匿名制也不例外。一方面，匿名制可以防止個人信息的泄漏，網民的個人隱私權也可以得到保障。匿名情況下，網民可以像在自己家一樣，大膽地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甚至無所顧忌地說想說的話，沒有任何壓力和緊張感。另一方面，在網絡這個匿名世界里，人人都以虛假的身份出現。如同一場假面舞會，參加者放縱自己，就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場景。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借著“面具”肆無忌憚地在互聯網上游走。因為不必為自己的行為承擔任何責任和后果，他們在網絡論壇等公共信息服務場所針對特定的人和事辱罵攻擊，侵犯人權，制作、復制傳播色情、淫穢、暴力思想，進行網上詐騙、敲詐勒索等。“艾滋女”事件出現的邏輯就與其相關。

眾所周知，利用網絡進行犯罪和傳播有害信息的活動所產生的社會危害已成為當下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客觀地說，從網絡匿名制給中國網絡社會帶來的種種問題來看，網絡實名制度的推行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可以以韓國為例加以說明。從法律上說，韓國的網絡實名制制度是在韓國信息通信部參與立法的條件下自2005年10月1日起實施的。從社會認同上說，韓國對網絡實名制的實施持贊同態度的人，在20-40歲這個年齡段中高達65%。從技術上說，韓國一直以來實施的都是手機CD-MA一戶一網實名登記制度，電子身份認證體系已完備。也陸續出臺和修訂了《促進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護法》和《電信事業法》等與網絡信息相關的法律，為打擊利用網絡進行犯罪的行為提供了法律依據。

在筆者看來，公眾對于網絡實名制認識的改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需要逐步地使公眾理解、認可網絡實名制，為網絡實名制的最終實施奠定基礎。如果不顧及公眾的意見，主觀強行推行網絡實名制，勢必造成公眾的反感與抵制，這與實施網絡實名制的初衷也不相符合。有論者認為，目前在中國只有在互聯網上大家才能感到言論自由的氣息，難道要把這最后的呼吸空間也給掐滅嗎？如果實行實名你還敢暢所欲言痛擊社會垢弊嗎？你還敢舉報揭發身邊的黑暗嗎？現在實行匿名可能會有人說假話造謠，但那只是少數，如果實行實名可能沒有人敢說真話。

因此，既要防范一些官員借助推行網絡實名制，而堵塞網民說真話的渠道。另一方面，也要提防一些權勢人物利用行政手段和網絡實名制查詢發言者的便利，對自己的批評者進行控制和迫害，防止網民因言獲罪。要知道，實名制限制的不僅僅是不當言論，事實上，它可能導致一些網民放棄發言機會。鑒于我國公眾對網絡匿名言論渠道的更強依賴性，實名制的實施更應謹慎地控制其限度和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