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社會上流傳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正醞釀“二次房改”的傳聞，近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公開表示，房地產市場化改革成果有目共睹，房地產產業發展堅持市場化方向不動搖。至此，曾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二次房改傳聞終于得以平息。但齊驥也同時表示：今后房地產市場應該繼續完善，從政府保障和市場提供的兩極提供 模式，轉變為政府保障、政府支持和市場提供的三級住房提供模式。所謂“政府支持”的房屋提供模式，則包括了限價房、公共租賃房等系列幫助城市“夾心層”解決住房問題的產品。

從1998我國取消40多年的實物分配福利房，啟動“居民住宅貨幣化”為核心的住房制度至今，住房改革在市場化的道路上走過了十年有余。而從延續十余年純粹市場化改革模式，到尋找保障體系和市場化的結合；從兩極模式到政府保障、政府支持和市場提供的三級模式，這一變化無疑是決策者基于當前房地產市場的現狀所做出的理性判斷，也是對延續十余年市場化改革模式深化探索的思考。

從純粹市場化到更突出政府角色，這無疑有利于克服單一市場化模式的弊端。應該看到，1998年我國首次房改的成績有目共睹。據統計，在城鎮人口大量增加的前提下，目前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已升至28平方米左右，相比房改前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但不容回避的是，改革的過程中，房地產市場的各種矛盾也開始突顯：一方面大量有住房需求的人買不起住房，而另一方面少數人卻擁有多套住房，一出手就買下一個單元的也大有人在；一方面百姓盼望著房價降溫快點到來，另一方面，土地出讓紀錄被屢屢改寫，“地王”走馬燈似的頻頻出現，推高著未來房價預期；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加大住房保障力度，讓更多人住有所居，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又不得不依靠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入來維持地方財政支出……更為嚴峻的問題是，當大規模開發結束，可供開發的土地面積越來越少，地方財力增長將面臨乏力。過度依賴“土地財政”所透支的不僅僅是土地和財力，更是地方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而此次，住建部首次提出的三級住房提供模式構想值得期待。因為從政策思路上看，它無疑規避了住房市場的兩極：完全聽任市場發展和完全依賴政府保障，顯然這對緩解住房市場“嫌貧愛富”矛盾激化大有裨益。

而從具體內容上看，此次“三級住房提供模式”明確將加大“限價房”與“公共租賃房”的建設力度。這也表明，住房改革考慮到了不同層面的住房需求。在目前高房價的市場環境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數量較大的“夾心層”——既不符合廉租房標準，又無力購買經濟適用房或商品房的社會人群。近日，北京、常州、鄭州等地已開始實施或研究“公共租賃房”政策。就在上月，北京首個公租房項目開工建設，該項將提供500余套公租房房源，而這些公租房租金將低于市場平均租金。三級模式框架內的限價房、公共租賃房將點亮更多人的安居夢想。

應該看到，當前房地產的市場化道路已不可逆轉，而保障性住房盡管成效顯著但又面臨種種新的困境，單純依賴市場或單純依然政府，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問題。此次住建部首次提出的“三級住房模式”無疑將尋求政府與市場更好的契合點。盡管這一模式具體如何操作與實施尚無詳細介紹，但可以看出，我國住房改革仍在一步一個腳印的推進，讓更多人實現“住有所居”始終是改革的最終目標。此前中國城鄉建設經濟研究所所長陳淮也向媒體表示，“十二五”住房規劃編制將實現重心上移，尤其是住房保障工作的重心上移，“十二五”住房規劃當中尤其要加大租賃模式的保障性住房產品。

然而，新的改革勢必帶來新的考驗。北京自今年探索限價房，但在解決眾多中低收入者住房難時，新的問題開始暴露，比如近日北京西三旗限價房“未住先租”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引發各種爭議。筆者以為，改革思路固然是好，但要收到理想的成效就要加強政策執行力，更加強化監管，及時披露供求信息，讓所有程序置于陽光之下，真正讓中低收入者收獲實惠。此外，“三級提供模式”改革如要真正實現政府與市場的有效結合，也有必要進一步探索更有效的融資渠道。有專家也建議，如果由政府主導、支持、掌控，在保障性住房建設領域引入民間資本進行投資經營，若干年后政府再從投資者那里回購再用于住房保障領域的再分配，也未嘗不是一種解決住房問題的思路。如果這種思路能變成現實，那么住房困難戶完全可以以較少的費用或購或租到這種由政府主導的保障性住房。

如果說過去十年的住房改革強調的是效率，那么未來改革的深化則應突出公平以及政府應該擔當的責任，這無疑有利于彌補純市場化帶來的弊端。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仍未消退的今天，“政府保障、政府支持與市場提供相結合”無疑將帶給人們更多新的期待，增加人們迎戰困難的勇氣和信心。而保障體系的日益健全，住房公平的更好實現，也將改善人們的消費預期，帶來投資、消費需求的新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