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之同命同價，這畢竟是人死后獲得賠償的問題，屬于非正常情況下的司法救濟。而人活著的權利更應該首先被尊重，應該在法律的框架內構建和規范，人人平等不僅是生命權的平等，也當包括政治權利和享受相同社會福利保障權利的平等。現在重溫那些對進城務工人員的帶有鮮明時代特征的稱呼，盲流，農民工，“新市民”，我們的農民兄弟正是如此一步步走來，從被排斥，被輕視，到被認可被尊重，用一代代人的血淚和不公正對待驗證了法制的趨于完備和執法理念的日臻成熟。但我們也不能忽視，由于滯后的歧視性的法律還仍然存在，一些人對農民的習慣看法仍然在慣性蔓延，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仍然在同工同酬，同命同價呼聲中邊緣化著。幾乎在任何一個城市，農民工都很難納入城市的福利、養老等社會統籌系統里，而成為“訂單用工”單位的犧品。所謂訂單用工，就是有了訂單就廣泛吸納農民工，為了趕工期多多益善，沒有訂單生產，就遣散他們，赤裸裸的來赤裸裸的去。更有一些農民工在城市里生活了半輩子，還是流動人口，不能不說是對戶籍制度的諷刺。

“同人口比例”選舉，使得一個城市人抵四個農村人不平等政治權利已經即將過去，這一條款的法律意義更在于，農民兄弟終于和城里人一樣享有了平等的政治權利，為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和政治語言權的渠道。而同命同價盡管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說是對農民尊嚴的尊重也為時尚早，實質上只是對法制理性和整個社會公民的尊重，因為只要特權尚存，則每個人都會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無非，此時是你，彼時是他而已。　

同命同價和一切同權法案一樣雖任重道遠，但總算是破冰之旅，大概農民兄弟會想：我們也有個好價格了，我們心里感到踏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