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一周時間里，中美兩國政府共發起了6樁貿易糾紛案例，其中4次為美國對中國的，其余兩起為中國對美國的。

在人民幣匯率等問題上，奧巴馬于11月9日通過路透社放出聲音，匯率等一系列問題將在與中國領導人的會談中提及。從拒絕把中國列為匯率操作國到每談及涉華議題匯率就順手捏來，奧巴馬在匯率問題上的策略既不同于其前任布什，也不同于1980年代里根時期的日美貨幣談判，形成了典型的奧巴馬式側攻戰術。

中美間出現的緊張摩擦，似乎成為雙方的一種交流方式，至少新摩擦目前看來沒有形成全面敵視，為此雙方正不斷建設性地尋找談判底線。不過，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對中美雙方來講，摩擦將是一個持續性的事件，畢竟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下，雙方的談判底線的分歧不小，要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分歧解決方案并不容易。

中美間在經貿領域的分歧何以變得愈發復雜？從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生態鏈的角度，中美在經貿關系上不是存在著明顯的互補性嗎？這種互補性為何在全球經濟危機下反而蛻變為了某種形式的隔閡？

細研奧巴馬政府當前的政策，我們可以看出其清晰的脈搏：一方面，美國政府極力在全球推銷全球經濟再平衡計劃，以緩解甚至改善美國巨額的對外赤字壓力。另一方面，美國政府逐漸把其經濟增長的中心由消費驅動型向出口拉動型轉變。為降低美國外部赤字和為美國經濟增長更換引擎，美國政府默認美元的持續貶值，并不惜削弱美元的主要世界貨幣地位這一角色而推廣。從這個角度上，美國當前頻繁地對華貿易摩擦，其根本目的并非人民幣升值問題，而是通過貿易摩擦和人民幣匯率議題等要求中國降低儲蓄率，使經濟增長更主要依托于內需上。

從這個角度上講，對中國來講，美國市場對中國制造需求的變化是可預見的確定性事件，對美國消費市場的爭取是一個成本高昂、收益有限的生意。因此，與美國政府的談判底線，更多應定位在新的出口市場沒有鋪墊好的情況下避免美國市場需求的急速萎縮。

進一步分析，美國居民增加儲蓄率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國政府赤字的對應增加。對中國來講，由于目前中國并沒有加入WTO的政府采購協議，美國政府赤字增加所對應的消費增加，中國產品很難獲得相應的好處。今年年初美國通過購買美國貨的條款，實際上已經給了中國這樣一個信號。

事實上，當前中國積極向非洲發展經貿業務，并在最近的中非合作會議上提出與非洲國家成立合資公司幫助其完善基礎建設，本身就表明中國正在尋找新的經貿方式消化國內的產出缺口，雖然與非洲的新經貿方式能否成功有待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