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中級人民法院、檢察院、公安局、司法局于近日聯合發布了《關于依法處理非正常上訪行為的通知》，14種如毆打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等信訪行為，被認定為“非正常上訪”。（11月12日《廣州日報》）

如果拋開一些情緒，仔細瀏覽深圳市的這則《關于依法處理非正常上訪行為的通知》，其實它也沒有完全“扼殺信訪”的意思，只是告誡上訪者不要采取非正常手段，不要無理取鬧。該通知還詳細列舉了該“如何行使正常信訪權”的若干措施，這對幫助上訪者指明上訪路徑，無疑有著積極意義。但筆者以為，政府部門在限制“非正常上訪”行為的時候，是不是更應該思考一下這些“非正常上訪”如何由“正常上訪”進化而來？“非正常上訪”中，是不是也有正當的權利訴求？

前段時間，中央出臺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的意見。意見指出，全國涉法涉訴信訪量近幾年有較大幅度下降，但在信訪總量中所占比例仍然較高。當前要相信和依靠基層，督促并支持基層解決好信訪問題，扭轉上訪人不相信基層、只相信到北京才能解決問題的狀況。

那么限制“非正常上訪”的方式能否扭轉信訪者“只相信北京不相信基層”的信訪現狀呢？顯然不能。從“疏與堵”的層面來看，限制非正常上訪，或者設定非正常上訪的行為，這顯然是“堵”的意思。在基層解決人民群眾信訪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改善的情況下，倉促地出臺這一規定，勢必會刺激民間情緒，對于扭轉信訪者“只相信北京不相信基層”的局面，沒有絲毫的進步意義。

雖然該《通知》一再重申《通知》的發布并不是限制深圳市民的正常信訪權，而是鼓勵市民正確行使信訪權，但是在對待信訪者和受訪者的權利義務上，這卻是一份并不“平衡”的通知。如果能夠詳細規定對不作為工作人員的管理辦法，該撤職的撤職，該處分的處分，該承擔法律責任的承擔法律責任。當受訪者的責任心加強了，老百姓那些或大或小的信訪問題都得到了徹底解決，哪里還會有這么多的“非正常上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