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在一個開放社會里人們有“不說”的消極自由，也有“說不”的積極自由。“說不”的自由，可以理解為“說好”與“說壞”的自由。而這種“說好”的自由，作為一種為自己或者他人辯護的自由，從本質上說，就是社會有自我辯護與相互辯護的權利。

令人嘆息的是，律師被當做“辯護人同黨”的事情在今日中國并不鮮見。一些律師只是盡著自己的職業本分做事，卻成了有罪的人。在不同的條件下，他們分別受到民意與官意的狙擊。法學界早已注意到，現在許多刑事案，一般律師都不敢接。

法官必須獨立斷案，否則將形同虛設；同樣，律師辦案也不應該受到官意與民意的干擾。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艾倫·德肖微茨為主張“為辯護人辯護”，曾經打過一個有趣的比方：“有時你得提醒公眾，在刑事案件訴訟中被告辯護律師并沒有犯罪，正像產科醫生自己并沒有生孩子一樣，犯罪的只是他們的委托人。”更何況，他們的委托人又何嘗都是罪犯呢？

倘使我們承認相較警察權、檢察權與審判權而言，辯護權只是一種權利而非權力，就不難發現網民對辯護律師的狙擊用錯了方向——民意糾正的，本該是權力的運行，而非權利的行使。關于前者，與中國制定“律師偽證罪”不同的是，各國刑法一般都有律師刑事責任豁免的規定，包括律師對他在法庭辯論中的言論享有豁免權。

又見“民憤極大”，審判沒有開始似乎就結束了。這樣的場面，難免讓人想起封閉年代在廣場上受刑的人民公敵。這種示眾式刑罰遍布人類歷史，更多是為了權力訓誡社會而設，絞刑架下也因此吊著無以計數的替罪羊與儆猴雞。然而，今日中國正在走向開放社會，開放社會只有公民，而沒有人民公敵。因此，法之正義必須從廣場回到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