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羊城晚報》報道：對涉及重大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的案件以及社會關注的重大案件，廣州擬逐步推行行政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各部門的負責人須直面市民質詢，“如果是告市政府的，張廣寧市長也可能親自出席”。對此舉，法律界人士有彈有贊，有人認為沒有太多實際意義，有的則拍手叫好。

熟悉行政訴訟司法實踐的民眾都知道，在民告官時，行政機關或者委托外聘的律師或者委托從事本單位法制工作的工作人員出庭應訴，然而，許多委托代理人雖然掌握一定法律知識，卻對具體的行政執法業務、執法程序不熟悉等基本涉訴事實不清，不能應對原告或法官的詢問。事實上，“不清楚、不知道、庭后問問經辦人再回答”等已經成為代理行政訴訟的“潛規則”。這既難以讓原告信服，亦拖延了訴訟，浪費了寶貴的司法資源，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有人認為行政首長出庭是作秀之舉。他們或許要問，上述問題難道說行政首長出庭就一定能解決？他們問的不無道理，但在法治社會中，領導干部必須要有法律思維，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須知，中國國情是“千難萬難老大一重視就不難”。這個“老大”，就是指行政首長。具體到行政官司的應訴上亦是如此。行政首長、部門負責人或業務骨干和法律專業人員共同出庭應訴，不僅有助于提高他們對本部門執法水平和行政訴訟重要性的感性理解，而且有利于增強相對人在法庭上獲得法律平等的心理平衡感，增進對行政機關的理解和信任，利于行政爭議的和解或協調解決。同時，有助于提高行政機關的應訴能力，樹立政府親民、為民、利民的良好形象。

有人認為行政首長日理萬機，這項規定難以落實。必須強調，行政首長，絕非只是正職一人，副職亦在其列。一個法治社會，行政機關強調依法行政，而對行政機關來說除了執法(開罰單)，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當然也是重要的執法環節的延伸。難道說我們的官員降尊紆貴去趟法院，與不服其具體行政行為的民眾進行面對面說理、解釋的時間都沒有？這樣的官員是稱職的嗎？

我們常說，領導干部旁聽庭審是最好的法制教育。其實，紙上得來終覺淺，旁聽與親自坐上被告席當一次被告還是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