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珍就這樣死了。她想要保護的“違法建筑”也被拆掉了，她的親人也被拘留了。她的行為被官方認定為“暴力抗法”。家毀人亡已經夠慘烈，現在親人還要背上罪名——— 暫不辯理，只講人情，這個故事的結局確實令人很難接受。依照正常人的正常心理，當然覺得政府做得過于決絕。如果認真辯理，我們首先要清楚事實真相，然后我們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因素，釀成了這幕慘劇。

依照昨天成都市金牛區城管執法局局長鐘昌林的說法，基本上唐福珍及其家人全部是咎由自取，雖然說不上罪有應得，但是政府方面沒有任何責任。這個故事版本中最為引人注意的段落是，這位局長說，唐福珍點火自焚之后，“樓下的消防隊員立即用泡沫水槍噴灑滅火，執法人員及工作人員迅速搭梯攀登救人，唐福珍身上的火隨即被撲滅”。如果只看這一段，我們幾乎可以認為，執法人員非常“以人為本”，政府已經仁至義盡。但是仔細一想，唐福珍向自己身上傾倒汽油的時候，執法人員在做什么？為什么一定要等到點燃汽油之后再去救人？按照家屬和鄰居的說法，唐福珍當時向拆遷人員喊話，要求停止行動，坐下來談，但即便是唐福珍已經開始向自己身上倒汽油，執法人員的拆遷行動仍然沒有停止。這個過程，執法人員有沒有責任？唐福珍以死相挾，執法人員為什么置若罔聞？唐福珍向自己身上倒了兩次汽油才點燃，從開始倒汽油到點燃打火機，這個時間長度還不足以讓執法人員意識到事態嚴重？或許我們可以說，執法人員終歸不太相信唐福珍真的會自焚——— 但人命關天，誰承擔得起萬一？

唐福珍以死相挾，確實有撒潑耍賴之嫌。但仔細去想，她為什么要撒潑耍賴？因為她沒有武器，沒有辦法，在執法人員面前處于絕對弱勢。現場拆遷人員與唐福珍家人發生暴力沖突，到底是彼此扭打，還是家人挨打，我們暫時還缺少足夠可靠的細節還原。政府方面總是強調，執法人員被打傷燒傷，以此證明唐福珍一家確實“暴力抗法”。可是這事情的另一面必定是“暴力執法”，唐福珍一家人必定受傷更重——— 若是這家人在暴力上贏得過執法人員，唐福珍也不必以自焚要挾了。以死相挾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只有在毫無辦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會使用這樣的極端手段。

現在面對暴力拆遷和暴力抗拆遷的事件，政府方面經常講有些釘子戶趁機敲詐，獅子大開口，以此來證明強制拆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并彌補暴力行為在事實上給政府形象帶來的負面影響。可以想象，釘子戶希望以強硬姿態獲得更高補償，這種情況肯定會有。但是，這不等于說，被拆遷方和拆遷方已經具有了平等對抗的能力。實際的情況往往是，被拆遷方獲取合法性的能力、議價能力、暴力抵抗的能力，都完全無法與拆遷方相比。在這種劣勢之下，執法一方有充足的余地和完全的把握，根本沒必要急于拆遷，更沒必要急于壓制反抗一方的暴力。現場出現極端情緒或極端行為的傾向時，執法人員完全可以停下來，待到對方情緒穩定時再拆。

從另一個方面講，被拆遷方在處于絕對劣勢的情況下，如果仍然以暴力抗爭，甚至以自焚這樣的方式抗爭，那么其背后必定有“趁機敲詐”之外的動因，必然有需要坐下來與政府認真談一談的委屈。唐福珍一家深感不平的原因至少有兩個：自認為補償過低——— 政府應允的補償無法恢復目前的居住質量；按唐家的說法，房子建設過程合法合理手續齊全，房產證始終沒辦下來是政府推諉拖延的結果，因此被當成“違法建筑”來對待，實在不甘心。雖然這兩個動因都可以看成是唐家人的主觀看法，但我們不難再次看到普通人在政府面前的絕對劣勢：即便手續齊全，“辦手續”也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同時，在補償標準方面根本沒有辯論余地。正是在這些和平狀態中的無力感，將弱者逼進了極端狀態——— 暴力抗法，點火自焚，被自己的憤怒毀掉。唐福珍已經死了，不知道她能不能安息。政府方面在努力證明自己沒有過失，不必負責。或許從程序、從法律的角度去看，具體的執法人員的過失真的非常有限。那么，到底是誰害死了唐福珍呢？真的是她自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