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京城的一樁竊案，弄得滿城風雨。原來是原國家文化部部長、作家王蒙家中遭竊，丟失了兩瓶茅臺、兩包茶葉、一把剪刀和保姆一個月工資。為了此事，京城的警察沒少費功夫，新京報也在頭版用大字號進行了導讀和報道。

這年頭，居民家中遭竊，反正比彩票中獎要容易得多。而若是普通人家，哪怕丟失的物品比王部長家貴重得多，小區至多只是象征性地道歉了事，更別指望能“驚動”警察，登上報紙頭版。

王蒙家中被竊這點東西，對于他來說，不過是“三瓜兩棗”的事情，但門前停滿警車，警察忙個不息，甚至把刑偵的技術都用上了——小區的保安、保潔以及裝修工人的頭發都被抽取調查。這般重視，如臨大敵，讓人不禁想起此前央視主持人王志丟失手機，也讓京城警察大動干戈。警方聞警而動的責任意識當然讓人感動，可有時咱就在想，咱也時常丟失手機，家中也時常遭竊，可為什么享受不到這樣待遇呢？同樣是人，差距咋就這么大呢，人民警察不是為人民嘛，咱好歹也是納稅人，為什么就不能為咱這個“人民”服務一回呢？難道就因為是名人，就可以不計成本，不顧代價地動用公權，為其提供“特別服務”嗎？想累了，也想開了：原來人民也是分級別的，我等只屬于草民，如果家中遭竊，或是丟失手機，只好自認倒霉，如果硬要去湊熱鬧，只能是自尋煩惱。

名人遭竊，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警方的選擇性執法等于為名人開了一次“執法小灶”，給普通民眾帶來了深深的傷害。同樣是名人，美國羅斯福總統失竊的態度就值得我們借鑒，總統被竊后卻說：“我現在很平靜，我還要感謝上帝，因為：第一，小偷偷去的是我的東西，而不是我的生命；第二，小偷只偷去的東西只是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慶幸的是：做賊的是他而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