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父親、丈夫、兒子這樣的角色，都可以在轉瞬之間變成殺害自己的兇手，那還有什么安全可言呢？人們努力奮斗、苦苦掙扎所追求的一切，又有什么意義呢？

12月14日《南方日報》報道，就在人們還沒有從北京大興李磊“殺親”血案所帶來的震驚中平靜下來的當口，湖南再次傳來了發生驚天“殺親”案的消息:34歲的劉愛兵，在一個晚上“從容”地殺死了包括親生父親在內的13名親人，并把現場付之一炬。

“殺親”，挑戰著人們最基本的安全感——如果父親、丈夫、兒子這樣的角色，都可以在轉瞬之間變成殺害自己的兇手，那還有什么安全可言呢？人們努力奮斗、苦苦掙扎所追求的一切，又有什么意義呢？

如果“殺親”案僅僅是偶然出現的個案，那么我們還不必為之過于擔心，只須把它交給犯罪心理學專家或者精神病醫生去研究就可以了。然而，雖然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權威的統計數字，但單從媒體報道的情況來看，“殺親”已經不能說是個案了——2003年，北京通州發生連環“殺親”案，罪犯劉某某12年間殺害5名親人；2007年，安徽蒙城黃某某，深夜揮刀砍死岳父一家五口人；2007年，河南民權縣寧某某將弟弟一家四口人殺害……“殺親”案出現的頻率之高，涉及的地域之廣，都只能被認定是一種現象。

既是一種現象，則必有社會原因。那么 ，“殺親”這一現象背后的社會原因究竟是什么？

過去，輿論及有關方面在解釋“殺親”的原因時，常常會從“精神疾病”的角度去尋找，這種“科學”解釋的路徑背后，其實潛藏著一種不愿面對現實的鴕鳥心態—— 既然“殺親”者都有病，那么健康人就不可能“殺親”，因此我們的社會就還是安全的。但最近發生的李磊、劉愛兵兩起“殺親”案，盡管還有待于專家的進一步鑒定和法院的最后判決，但從已經披露出來的信息看，基本可以排除“精神病”的可能性，這就迫使我們不得不去尋找其他的原因。

在我看來，在極度物質化的觀念誘導下，個人把自身的利益、欲求看得至高無上，很可能是殺親案頻繁發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只有在這樣的邏輯中，一個人“理性”地殺死自己的親人才是“合乎邏輯”的，因為親人可能構成了自己欲求得到滿足的障礙，李磊在殺死自己的妻子、兒子等至親之后，以每天消費一萬多元的奢侈方式盡情地“享受生活”，就證明了這一點。

如果這個判斷是有道理的，那我們就不能滿足于李磊、劉愛兵們的“伏法”，而應該進一步去反思:我們匆匆趕路，是不是丟棄了許多不該丟棄的東西？也許只有為這些問題找到答案 ，“殺親”的陰云才能漸漸從我們的生活中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