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安化縣地處湘中偏北，資水中游，雪峰山脈北麓。此地山高林密，地廣人稀，車輛尚不能直達。也許你會認為，這里仍舊留存著鄉土社會原生態的寧靜與悠閑，但當一聲鳥銃響起，一把火光點燃，所有的想象都一頭栽倒在現實的血泊之中。12月12日，安化陰山排村村民劉愛兵持獵槍襲擊本村村民，致13人死亡、2人重傷。死者中有劉的父親，其余死傷者均為劉的近親屬。當地警方稱，劉愛兵曾有精神病史。但對這一說法，一些受害者的家屬提出質疑，陰山排村老支書劉建明也說道，“說實話，我感覺不到他有什么變化，有人說他有精神病我不相信。”

或許真有一種精神疾病，是外人無法看出或感受到的？這且不論，我很懷疑的是，為什么在劉愛兵還未被抓獲之前，警方就已認定其有精神病史？我尤為懷疑，是不是包括政府、警方乃至我們每個人在內，都多么希望殺人者劉愛兵罹患有嚴重的精神病？因為這樣一來，仿佛一起慘殺至親骨肉及同宗族人、顛覆人倫的慘劇，就可以因為精神病殺人而變得不那么慘烈，警方或政府就可以少承擔一些指責，而我們也就仿佛能夠因此獲得某種暗示或解脫，從而可以不必承受一種現實的邪惡，并在某種程度上接受這樣一次已成事實的慘劇。

在今年5月5日廣東肇慶市發生一起慘殺一家六口的滅門案后，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曾經表示，“我國滅門案并未頻發。”語音猶在，滅門案卻接連而至，連安化案件這種自滅家門的慘劇也不鮮見了:11月16日，云南祿勸特大殺人案，嫌犯陳文法親手殺死包括雙親及奶奶在內的6位親人；11月27日，北京大興，嫌犯李磊不僅殺死自己的父母、妹妹和妻子，更是親手殺死自己的兩個親生兒子。

如果所有的惡性案件都是由精神病人完成的，那么這個社會的精神病人是不是也太多了些？顯然僅僅用殺人者患有精神疾病，已經無法令所有追問滅門案何以頻頻發生的人感到釋然。盡管，我并不否認這個世界上有精神病殺人的案例，但我也寧愿相信，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精神病人”，都或多或少地帶著各自的傷口活著，像一個精神病人一樣充滿著抑郁、掙扎與疼痛。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會成為劉愛兵或者李磊。精神病之外，一定還有誘使他們殺人的更重要原因。

不禁想起不久前美國社會對一些類似案件的反思。美國犯罪學專家萊文認為，“災難性損失可能成為一個原因”，在經濟面臨嚴重衰退時，更多人會遭受這樣的損失。“當越來越多的人發現自己處于失控狀態時，也有越來越多造成重大傷亡的案件發生。被害者可能是同事，也可能是家人。”另外，“槍手隨后都被證實遭到社會遺棄、被其他人作弄或孤立。”

那么不論是劉愛兵、李磊還是陳文法，他們是不是同樣因遭受某種“災難性損失”而處于失控狀態？是不是同樣有“遭到社會遺棄、被其他人作弄或孤立”的情況存在？毫無疑問，這不是一個“精神病人”就能夠完全替代的追問。因為無論如何，精神病從來不是“自滅家門”以及制造“滅門案”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即使他們都是精神病人，我們也有必要經由這些問題，來回答他們好端端地何以成為精神病人。不能光顧著用壓力、歧視與貧困來“制造”精神病人，而不肯嘗試紓解或改善他們的心靈及境遇。

在俗世中生存，一個人要活下去，總是有著值得他活下去的勇氣與希望，那么同樣的，一個人要潰敗，總是伴隨著一種最徹底的斷裂。對安化案件，已有人猜測劉愛兵也可能是報復殺人，也有分析者認為，返鄉農民工突發心理問題有可能是起因之一。這很可能是警方稱其有“精神病史”說法之外值得正視的聲音。它向我們指出一種邊緣人群身上相似的苦難與戾氣，自然也指出了一種深層治理的方向。

詛咒那些惡魔般的殺戮，并以最沉痛的方式來譴責一些罪惡的行為，卻不得不同時從社會的角度反思其因果。一個空前繁榮的大時代語境中，那些被拋棄的人群，以及他們瀕臨絕望的心靈，已變得這樣不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