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和平縣和平中學在即將舉行90周年校慶之際提出了“指導性捐款”思想,當地政府要求校友及財政統發人員給予捐款,如有人不捐,則要求各單位將名單上報。那么,這種所謂“指導性”,其實就是“強迫性”。從連日來此事備受當地關注與爭議且被認為“圈錢”來看,此舉很不得民心,不是有人給市委書記信箱發信質問了嗎?

把校慶當成變相“圈錢”的良機,肯定不是和平縣的發明,也不是只有他們才這樣做,但是,他們那里出了一點“新意”,一個是政府出面,再一個就是把“圈錢”的圈子加大了直徑,蔓延到了“財政統發人員”,并且“胃口”太大。看看他們制訂的“兩類五個級別”,級級加碼,一般人員還只是“捐”100元以上,校友200元以上；到副處級干部,就要“捐”3000元以上,校友5000元以上。這就是城中歡慶,同樣“殃及池魚”了。印象之中,和平縣還屬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則一個校慶就要掏出3000、5000,對那些雖然處級但兩袖清風的干部來說,不啻于被攤派的一筆巨款。這樣來看,他們的做法不受到輿論抨擊才怪。

其實,即便是對待曾經學習、生活、成長于茲、與母校情愫深厚的校友,也不應該搞什么“指導性捐款”。上個月,陳平原先生在參加母校中山大學85周年校慶時論及了“校友與大學文化”,很值得一讀,尤其是已經操辦或準備操辦“指導性”的后來者。陳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表彰杰出校友、建立校友網絡、募集辦學經費,這些都是校友會活動論及的多個層面,但不能僅僅停留在此,對校友的定位也不只是成為“募捐的對象”；否則,“人家會說你這大學太沒理想,嫌貧愛富。愛富可以理解,但嫌貧不應該。那些沒錢沒力的校友,關鍵時候能為母校叫聲好而不是踩一腳,那也是一種貢獻”。這里的“大學”,置換成“中學”未嘗不可。自然,倘若來個“我沒理想我怕誰”,屬于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面。

上個世紀末的時候我就寫過一篇文章,某初三學生在《下個世紀回母校》的命題作文中寫道,那時的他成了大款,坐著豪華轎車回到母校,“校長、老師夾道歡迎,漂亮的女秘書為我打開車門,我昂首闊步走進校門”。這學生當時被校方懷疑是在開玩笑,其實,這正是我們的校慶風氣在他心靈里留下的陰影。不少校慶時風光無限的人物,要么是有錢的,要么是有權的,校友相聚被異化成“資本”的炫耀。對這個問題,陳平原先生借用了毛澤東的詩句“風物長宜放眼量”,重視著名校友與冷落非著名校友,不應該截然對立起來。而把校友劃分成三六九等“捐錢”,功利性顯然升了一級。

國家重視教育,各級學校的硬件上去了,但諸多教育界奇聞顯示,軟件還差得遠。學校一旦變成以功利衡量校友,勢必會極大地傷害校友對母校寄托的情感。政府插手和平中學校慶的“圈錢”做法,當為后來者深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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