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關于人民法院接受新聞媒體輿論監督的若干規定》這一文件名稱看，主題是“法院接受輿論監督”。但“規定”所引發的網絡惡評如潮證實，“規定”本身已損害了司法權威。

這是因為，以文件方式強調司法公開固有司法管理行政化的嫌疑，畢竟還是法院系統內部的事。若“規定”中的義務主體只是各級法院，在一些法院并不樂意接受輿論監督的現實語境中，也還有其積極意義。而法院要求媒體“應××”“不得××”“如果××，就將××”，這就讓人犯暈——難道法院什么時候成了媒體上級，可以對輿論監督立規建制了？須知在中國的憲政架構上，法院只有司法之權，而無立法之職。

司法和新聞本是不同領域。在維系社會秩序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上，法院和媒體是兩個同等重要但卻互不隸屬的機構。法院在其內部以何種方式強調司法公開都是法院的事，媒體雖有權報道、有權質疑、有權評論，卻無權干涉。另一方面，法院對媒體報道或評論可以積極回應，若認為媒體侵犯法院正當權益可依法回擊，但卻不可超越法律，對媒體報道進行單方強制或干涉。即便記者在履行輿論監督過程中，確有違法行為，也要經由法定程序進行追訴——比如立案、偵查、起訴，這些都不在法院的職權范圍內。法院單方發文說要追究媒體責任，既無必要也無意義。

應當承認，傳媒與司法的關系日益密切，摩擦也隨之加劇。但摩擦的發生不在獨立司法，不在輿論監督，而在于司法和傳媒是否安守自己的職責，各為分內之事。對法院而言，更應從被監督者的角度反省自我：司法若秉持公正，又何懼輿論監督？公正就應經得起公眾和傳媒的質疑，這才是司法與傳媒平衡基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