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寧波打工者群體中，有一位姓方的“神奇人物”。他從2004年起，專挑“問題企業”務工，已連續將工作過的12家企業告上法庭，5年里他為自己和工友共提出勞動仲裁36次、訴訟56次，基本上屢告屢勝，被譽為“維權狂人”。外界有人稱其行為方式為“釣魚維權”，屬于“惡意維權”和“過度維權”。（12月28日《浙江日報》）

方先生“從為出口氣打官司，逐漸變成為維權而打官司”的行為，在網絡上引起一片贊譽。與此相反的是，一些企業主和專家稱之為“釣魚維權”。在我看來，方先生雖然明知不能靠一己之力改善維權困境，但也要做一點算一點，這和王海們的“職業打假”不在一個語境。

所謂“釣魚維權”，顯然是對“釣魚執法”的借用，然而這兩者沒有可比性。釣魚執法是公權對原本無犯罪意圖的公民，通過施放誘餌的方式引誘其犯罪；而“釣魚維權”是通過與問題企業建立勞動關系來揭露并起訴其已有的違法事實，除非方先生是故意要求老板不按時發工資、故意要求老板不給加班費不給辦社保，否則怎么能叫“釣魚維權”呢？

指責方先生“釣魚維權”顯然是莫須有。而且，他的維權行為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內進行，本身不存在“惡意”與“過度”的問題；如果此類指責成立，那么維權律師就不應該成為一種職業。奇怪的是：為什么我們不去指責企業違反勞動法規，卻反過來指責勞動者依法追索理當屬于自己的合法權益？

因為《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假一賠二”的規定，“職業打假”得以成為一個公益與利益可兼得的行當；然而在勞動者維權領域，《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中對于用人單位不支付加班費等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行為，都只要求其“責令限期支付”，基本沒有懲罰的意思，方先生的維權行為也因此更近似公益行為。

在這里，值得反思的是：“問題企業”那么多，為何只有一個方先生在四處維權？職能部門在哪里？對于方先生的維權行為，有關部門為何不反思，反而只當做是個案？

《勞動法》規定：縣級以上各級人民政府勞動行政部門依法對用人單位遵守勞動法律、法規的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對違反勞動法律、法規的行為有權制止，并責令改正。試想，如果勞動部門樂于接受勞動者對用人單位違法行為的舉報，并且積極展開監督檢查和嚴格查處，方先生還用得著將“問題企業”一家一家地告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