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國模式也有兩個特別的約束條件：一是經濟增長對高投資和出口的依賴；二是對低成本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的過度依賴。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首先，必須解決如何有效地提升內部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特別是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其次，由于金融危機的爆發，產能過剩的壓力不斷加大。另外，重化工產能的過度擴張對資源的需求、對環境的壓力帶來的矛盾也在增加。同時，由于資源和要素供需條件的變化，生產要素的成本也在繼續上升。因此我們也必須改變經濟增長對低成本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的依賴，提升創新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些問題都需要經濟轉型來解決。

我們可以從外部環境的變化和內部自身條件的變化來看經濟轉型和調整的必要性。這次金融危機以后，全球經濟可能會經歷深度的調整。危機以前，我們這一輪經濟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全球資源和市場整合帶來的分工深化，帶來了規模效應的擴大。這種增長，在過去幾年由于全球化的推進，創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的紅利。危機以后，保護主義的抬頭、金融全球化腳步的放慢，全球化可能會從危機前一個最高潮的時期進入到一個相對低潮的時期。危機之后，增長的恢復也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包括金融機構大量的不良資產和有毒資產的處置，資產平衡表要重新實現平衡，這個過程可能會很長。未來全球的增長速度可能不會達到危機前接近5%這么高的速度。同時，這次危機勢必進一步推動全球進入一個再平衡過程，發達國家也在提高儲蓄率，降低消費率，這對我們也形成一個倒逼壓力，逼著我們改變過高的投資率，提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經濟的病根子要從體制上找。未來中國經濟，至少三到五年都可能是一個調整期，那么，過去的經濟增長模式還能否延續？我認為可以繼續走下去，但是增長空間會越來越小。同時，在金融危機后還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尤其是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模式，都要進行一輪戰略性的調整。保障這兩個調整到位最重要的手段，是推進體制改革的戰略性突破。過去我們體制改革是一個漸進的模式，現在剩下的一些領域可能都需要一些戰略性改革攻堅來解決，包括要架構一個新的產權制度，像土地和環境的產權制度。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經濟的要素高投入就不能很好地解決。如果經濟調整和轉型能夠成功，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間就能夠大大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