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什么樣的現實與社會經驗，導致了這些孩子的家長在200元協議書簽字的私了精神？或許他們是因為害怕，或許他們是因為不想惹禍上身。流氓教師兒子的身份，以及他打的“招呼”，顯然發揮了某種阻止與約束的作用，與其說這是一群家長軟弱性格的體現，不如說這是權力與民眾關系的一般表現，是權力解決問題慣用的方式。

從明清開始，西方人就震驚于中國百姓的順民精神了，誰曾想時至今天，我們的百姓依然乖順得猶如羔羊。孩子們不知道如何應對傷害，家長們不知如何保護孩子；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家園沒有陽光的播撒，家長們麻木的精神空間沒有空氣的凈化。這是一個怎樣的灰色的生存區間？

在一些地方，有關部門忙著掃黃打非。其實，這才是真正的黃與非:權力肆無忌憚，連起碼和基本的東西都變得如此艱難，這正證明我們所身處的社會對人何以為人還有許多問題待解，思維上的，行動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