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在政府機構與慈善機構之間實現這種職能區分，原因不僅在于實現社會精細分工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事，把市場能做的、社會公益機構能做的都交給它們去做，以更好實現各司其職各負其責，更在于如果不實現這種職能分開，最終反而有害于慈善事業的發展。

盡管山西呂梁有官員說：“這是勸富濟貧而非‘劫富濟貧’，靠的不是強制手段，主要是靠輿論、靠宣傳、靠表彰。”也盡管一些煤老板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支持這種方式并以實際行動做出回答。但畢竟是以紅頭文件形式，由政府來主導慈善，就使慈善的性質發生了變化。

用紅頭文件來“勸”，無論如何都會暗含一種行政權力。不管煤老板內心是否真的愿意，他都會思忖：如果我不執行紅頭文件也就是不捐，讓權力的政績無著處，就會讓權力難堪，而權力掌握著我的一些命脈，結果必會對我的經濟活動不利；如果我踴躍捐獻，為權力實現其政績，權力必會對我另眼相看，進而為我的一些經濟活動開綠燈。因而，不捐者可能會導致官商相斥，捐者則可能會導致官商相護，二者都有悖于市場經濟理念，會不同程度破壞市場經濟秩序。

慈善建基于自覺自愿。任何違背捐贈者內心意志的行為，都可能會扼殺更多慈善之花。慈善文化建基于愛心與感恩，遠離愛心與感恩的慈善行為，都無助于慈善文化的形成。用紅頭文件“勸富濟貧”的慈善，使富者受到權力的某種隱性威脅，有一種“被迫”的意味，這對于慈善事業的良性發展不利。

“勸富濟貧”的實質就是政府越位。一者越位，則表明一者缺位。由此，當地政府更應當深思的是，慈善機構為什么不能或者不愿搞慈善？政府該為慈善事業提供怎樣的支持？而不是把自己變成慈善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