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國家，由于所得稅和增值稅主要歸聯邦政府或中央政府所得，地方政府的市政、環境、治安和教育等支出并無其他可靠保證，因此只能對當地居民征稅。房產物業不僅具有對象明確、征稅簡便的優勢，而且居民持有物業的數量、價值與個人財富一般成正比關系，所以物業稅成為各國地方政府的首選稅種。通過它來保證市政、治安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不僅稅源穩定、征收成本低，而且天然地具有一定的促進公平的作用。

目前，我們正在掀起一股征收物業稅的大討論，不同的人動機和出發點并不相同。盡管物業稅還在全民大討論和輿論造勢過程之中，物業稅的最終功能和定位是什么，并未得到立法機構和政府的最后認定，但有一點我們始終不應該忘記，那就是物業稅促進公平的作用。

房產炒作者在推高房價的時候，要么讓廣大普通居民無力購買住房，要么讓他們被迫支付極高的購房成本，這實際上是轉移和掠奪了人民的大量財富。從宏觀層面看，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及其不可避免的破裂，將嚴重危害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一些炒房者囤積大量超過自身實際需求的物業以求漲價獲利，對超量持有的那一部分物業征收高額的物業稅，顯然符合社會公平的標準。但是，對超量物業的確認，應該有一個科學的標準，單純地以住房套數來衡量，并不是特別恰當。簡單地以住房套數來決定是否征收物業稅和稅率的高低，操作起來雖然比較簡便，但可能會打擊一些改善型自住房消費。特別是在今天的中國城市里，很多中產階層居民，持有第二套住房并不是為了炒作獲利，而實實在在是為了改善居住環境。比如當初因為收入和職業發展的原因，無力購買大面積住房，在收入增加、結婚生育以及父母團聚家庭人口增加后，不得不購買第二套住房。對于這種不以炒房為動機的第二套房持有者，如果用簡單標準征收物業稅，顯然會令其生活額外增加一筆負擔。普通中產階層本來就是社會的夾心層，近年來房價的失控性上漲，已令很多人生活陷入困境，一方面他們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來抵消高房價，被迫向銀行借入高額貸款，另一方面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無法受惠于政府的保障房制度。中產階層本應成為社會穩定器，如果因物業稅而增加新的壓力，實在不公平，也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與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