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須否認，我國自建國以來，對夫妻財產進行過三次大的立法活動，但是，新《婚姻法》有關夫妻財產制的規定仍存在很多不足之處有待進一步完善。但是，作為婚姻家庭法組成部分的夫妻財產制，由于其存在必須以夫妻的人身關系的發生為前提，故其立法也必然受到人身關系的制約與影響，在選擇夫妻財產制形式時就不能單從立法技術上考慮，而必須聯系一國、一地的歷史文化傳統。那么，從“廣州都有立法，深圳就應該立法”的邏輯來看，理由并不充分。

筆者并不反對對對夫妻雙方財產的合理保護，而是說，在深受夫妻一體主義影響的前提下，即使立法了，就能達到良好的效果嗎？這是一個疑問。夫妻一體主義加重了人們的財產共有制觀念。因為按夫妻一體主義的要求，夫妻婚后無論在人身方面還是在財產方面都將融為一體，人身方面既已不分你我，財產方面也應不分彼此，所以在夫妻一體主義的影響之下，人們在選擇夫妻財產制形式時，必然偏好共同財產制形式，而把夫妻之間約定財產當成是對婚姻的破壞，把互查財產當成是一種破壞性因素。由此，夫妻的財產就沒有必要進行約定，我的即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如果有人人為地去約定，常常被人認為是不懷好意，是與人們公眾習慣相違背的。

立法不應成為跟風行為，如此以來，深圳也應立法允許夫妻互查財產就成了一個偽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