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南京的單身爸爸趙軍為俘獲女友芳心簽訂財產協議，自己的財產歸對方所有。他本以為能白頭到老，可以不分你我，沒想到婚后不久，雙方就出現了難以調和的矛盾。現在，妻子堅決要求離婚，同時要求趙軍履行婚前協議，放棄所有財產。法官認為“賣身契”有效，財產分配完全遵循婚前財產協議，趙軍是名副其實的“凈身出戶”。(1月14日 《揚子晚報》)

從法律的角度而言，婚前協議囑明財產全歸女方，離婚后男子“凈身出戶”不存任何爭議。商業社會的當下，各種協議不僅是自我保護意識的體現，更是維權的重要依據。然而我們看到發生在南京的這起婚姻財產協議案，卻引發了人們對于人間道義的追問。說實話，我無力譴責“賣身契”的婚姻倫理是否得當，然而實實在在感受到這是“杯具城市”社會誠信危機的投影。

倒不是說，市場經濟的發展，讓我們走進了物欲橫流的“惟物質不光榮”的世界，從而殺死了人與人之間的誠信。但是一系列經濟產品及這些產品引發的質量和安全等問題，卻著實令我們陷入一種誠信焦慮之中，遂而導致了諸如“拾金不昧反遭惡報”及“畏于惡報不敢撿錢”的社會怪相，應該說，在一定程度上，整體道德體系的瓦解，令我們的社會處于零度道德邊緣。試問，在經濟生活唱主流的今天，當一些所謂的知名企業依靠謊言來維系問題產品公共形象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系能不為猜疑和防范所裹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