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正在于一些地方官員收入申報制度流于形式化，即，官員直接填上工資即可。此外，官員收入申報屬于內部操作，并未向公眾公開，而且限制主體過窄，申報的范圍主要局限于官員的工資、獎金、禮金，而非官員的全部收入。

有此前車之鑒，人們有理由擔憂，“一定范圍內”的財產申報，會不會像官員收入申報一樣屬于內部操作，公眾依然難以知情？盡管珠海的《意見》要求，“一把手”的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等情況都要列入報告內容，這顯然比官員收入申報進步許多，因為申報范圍更廣。

但是，如果停留在“一定范圍內”，僅僅是內部監督，公眾無法知情，顯然也就難以履行監督權。須知，真正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被稱為“陽光法案”，它的要義正在于陽光，即向公眾公開。不公開，公眾就無以監督。

因此，要減少公眾的監督焦慮，就需要界定何為“一定范圍內”，需要突破“一定范圍內”。此外，尤需提及的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一個多層面的系統工程。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認為，嚴格意義上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有三個重要特點或環節：一是具有公示環節，二是對于申報內容進行審查的環節，三是對于謊報、瞞報行為進行懲治的環節。

由是觀之，對照學者的剖析，珠海方面還需要做到幾點，一是將黨政“一把手”家庭財產情況向公眾公開，二是要審查這些官員申報的是否屬實，三是要對謊報和瞞報的官員進行相應的問責。只有發揮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讓公眾有機會進行“現場的監督”，才能將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進行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