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司法界有一道風景，就是各地刑事案件審判中，凡屬有重大社會影響力的案件，尤其是官員貪賄、企業主涉黑的大案，總有一些外地律師介入其中，擔任被告方的辯護人。其中以北京律師數量最多，最為活躍，故被媒體統稱為“京城律師現象”。

所謂京城律師，有幾個共同特點。其一，個人背景深厚，要么家世顯赫，要么曾任職公檢法高級機關，要么棲身名牌律師所或著名院校法學院，都有點“來歷”，有點權力底色；其二，個人作風強悍，在法庭上放言無忌，常以當地司法機關存在程序違法為攻擊點，如物證缺失、刑訊逼供、司法鑒定不實等，進而為被告人爭得無罪或罪輕的結果；其三，個人收費昂貴，律師費動輒數十萬直至數百萬。由此，不僅官方視為搗亂鬼、眼中釘，普通民眾從自己的生活體驗出發，亦多認為是“以權錢開路，為權貴脫罪”的黑中介。但是，透過現象看本質，事情并非下一個道德判斷這么簡單。

首先，我要設問，京城律師的權力背景究竟有多大的能量。眾所周知，一地的重大案件，事涉官威政績和社會穩定，通常受到地方黨政高層的直接關注。京城律師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敢言敢挑刺”上，而他們的權力背景則是他們“勇敢”的主要原因——至少可以自保。李莊在重慶入獄，則說明在政治面前，所謂權力背景有時連自保也不能。

有人說，京城律師的權利實際大過我們普通人，是權力背景下不正常的畸態。我認為，律師的職業權利只與另一個律師的權利之間有可比性，與普通人權利無法比較。必須承認，京城律師確實比本地律師享有更多的職業權利，但是，這種不平等是因為本地律師的權利“被萎縮”而形成的。所以，追求平等的正途，是使被萎縮的權利恢復正常，而不是將正常的權利拉至低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