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余慶安委員所說的“個別黨政領導”又是誰呢？《廣州日報》的這篇報道接下來就轉到另一內容:廣東省政協在陳紹基案后一度進入“史上最困難”時期。

陳紹基原是廣東省政協主席，2009年4月被“雙規”。查閱了一些相關報道后，沒有找到陳紹基有關“掏錢進政協”的事實(跟“掏錢”有關的事實倒是有的)，但是，對什么時期才是廣東省政協“史上最困難”的時期，有一點不同看法，即廣東省政協的“史上最困難”時期，不是陳紹基案發后，而是案發前，即陳紹基還在省政協主席任上。

據《經濟觀察報》2009年4月25日報道，陳紹基任廣東省政協主席時，對參政議政、民主監督不感興趣，卻與廣東很多房地產大佬關系密切。

在外界看來，政協不能履行自己的職責，才是“史上最困難”時期。但是，陳紹基案發后，廣東省政協內部覺得“灰頭土臉”，臉上無光，才覺得現在是“史上最困難”時期——這種認識跟人民的看法是有距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