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棄學從文的“韓寒現象”，十載演化到如今成了“韓寒話題”:《南都周刊》將韓寒定義為“公民韓寒”；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將韓寒形容為“中國文學的壞小子”。韓寒被問得最多的問題是，怎么看待稱他為“公共知識分子”……我不想定義他，倘若硬要用一個詞來定義，我愿意說:“赤子”韓寒。

我向韓寒致敬，從社會進步角度，主要因為他是當今難得的在年輕人中有巨大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定義“公民韓寒”固然也不錯，在中國當下也寄寓著不言而喻的褒揚。所謂“公民”，與“臣民”對舉:敢于主張天賦的權利和自由，依法抗爭維護正當權益，是每個共和國國民應有的態度，這樣的“人”才是“公民”，也都是“公民”。但只有站在公眾的或者說民間的立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監督權勢者和強勢集團，維護公眾利益，不愧為“社會良心”的人,才稱得上“公共知識分子”。這也是發言機會多多的孫東東、張維迎等名校教授,自我授權代表“中國”叫嚷“不高興”的王小東、黃紀蘇等作者，不被認為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緣故。

當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韓寒最可貴的是有平民情懷，有憂國憂民之心；他特別關心年輕人的精神狀態，希望他們有理想有“沖勁”，不要為房子之類物欲所壓扁。正如他所說，他不是憤青，縱觀他諸多文章，表現出的正是澄明的理性。（原載《南方都市報》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