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題材影視不夠嚴肅的創作背景下,我以為更不宜在圣人頭上動土。從前有一些時候,圣人戲正是禁區,禁的出發點是褻瀆。比如宋朝楊億的《楊文公談苑》載,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重陽,太子一干人等擺宴席,同時觀賞“教坊以夫子為戲”。這時有個叫李至的賓客說:“唐大和(文宗年號)中,樂府以此為戲,文宗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懲其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況敢及先圣乎?”太子聽罷嚇了一跳,“言于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又如清朝蕭奭的《永憲錄》載,康熙初年,“優人演劇多褻瀆圣賢”,從而“禁不得裝孔圣及諸賢”。不僅如此,雍正年間,還從宣化總兵李如柏之請,“天下廟宇關圣神像不得偏坐側立”,與此同時,“并禁演關帝”。好在這樣的禁令沒有貫徹到今天,否則,不僅吳宇森那個令人捧腹的《赤壁》無以問世,胡玫這個“直把孔子當孫子”(葛維屏語)的《孔子》,都會胎死腹中。但是,我們不能因為今天輿論寬松,就“圣”頭著糞,以為自己才對圣人有了真正的認識。

忽然見到,中國電影界有了每年舉行一屆的“金掃帚獎”———最差勁電影獎,首屆的“獎項”已各有得主。這個“獎項”由《青年電影手冊》編輯部和特約影評人聯合推薦,純屬“民間”吧。但電影界千萬不要把人家當成仇敵看待,粗制濫造的東西太多,總需要一把掃帚來打掃打掃。就《孔子》而言,胡玫當然可以豪言票房戰勝《阿凡達》,但倘若半點批評意見也聽不進去,她就很可能會淪為影壇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