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法學院宣布績效工資分配方案，多名教授對此表示不滿。根據此方案，如果一名教授沒有在“核心刊物”發表論文，所拿到的績效工資可能不如一名剛參加工作的行政人員。（2月4日《新京報》）

讀完這則新聞，突發奇想:假如高錕也在北大任職，能否獲得諾貝爾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

他早就“餓死了”——— 他在“核心期刊”發表的論文并不多，最著名的《光頻率介質纖維表面波導》早在1966年發表，這40多年他要怎么過日子？

幾天前，溫家寶總理說:“一些大學功利化，什么都和錢掛鉤，這是個要命的問題。”看來還真如此，把教授當成“計件工”，按照發表論文篇數發工資，真“要命”！

無論北大法學院有多少理由出臺這種管理制度，把教授當成流水線上的裝配工人，把論文當成產品進行績效計算的管理模式，是徹頭徹尾的敗筆。要知道，學術研究，不像農民種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播種就有收獲，更不像工廠流水線生產，多少原料生產多少產品，一件不少。學術研究，生產的是精神產品（如果可以用產品來形容的話），即使有投入也未必有產出，因此用“種瓜得瓜”的思維對待學術研究是粗陋的、缺乏遠見的。同時，論文雖然是學術水平的評價標準之一，但決不是唯一的，論文多未必水平高——— 我國學術論文數還世界第一呢。只要在某個領域有獨創性、突破性，哪怕學者窮其一生只有一篇論文也足以獨樹一幟，甚至名垂青史，像高錕。否則，論文就是學術垃圾、學術泡沫，“百度+粘貼”的論文，越多越丟人。

溫家寶總理說，“一所好的大學，在于有自己獨特的靈魂，這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學。”這番話可謂真知灼見，一語中的。大學之道在于學術自由，只有讓教授們獲得充分的自由（精神與物質），讓他們有尊嚴的生活，他們才能迸發出具有創見的思想和觀念，才會有學術積淀和學術成果。急功近利，用錯誤的評價方法制造錯誤的導向，只會讓大學在泡沫化、庸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